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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认同形塑及其“陌生化”诗学

——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与“自反”策略

更新时间:2016-03-12 11:56:00
作者: 朱崇科  

   摘要:鲁迅的小说中贯穿了启蒙精神以及实践, 在这种启蒙的背后意味着可能的认同形塑, 而启蒙过程中的自反策略又形成了一种可能独特的诗学———陌生化诗学。为此, 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考察这种启蒙姿态中潜在的复杂张力: 1、知识分子的自反; 2、怀旧与疏离: 扎根土地的提炼; 3、看客再现的吊诡。

  

   毋庸讳言,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已经贯穿了启蒙的实践与理念,在后来的文章中得以总结,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一文中,鲁迅表明了他创作小说的意图,“我要抱着 ‘启蒙主义’改良社会, 改良人生, 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而著名的“铁屋子”和荒原意象则相当经典的呈现出启蒙的努力与部分效果:启蒙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艰难前行以及呐喊、奔走呼告中的无限寂寞。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思维来处理这种启蒙实践,如先觉者与群众[1],独异个人与庸众[2]等等;或者在某些理论流行起来后,如叙事学(Nar-ratology),相关研究往往为叙述人等概念所包围[3],借此探询小说中的叙述者与对立面之间的距离。

   上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我们对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策略的认知,但同时,在我看来,也不乏简化之嫌。夏济安曾经很独到地指出并论证了鲁迅作品中的某些阴暗面(darkness)[4],而鲁迅自己也曾经提及身上有鬼气[5],或者是更经典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

   基于此,本文将目标锁定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及其“自反”策略。自反一词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 (Ulrich Beck)、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和拉什(Scott Lash)提出的“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虽然他们各自对“自反性”的理解有所差异,如从政治、传统和美学层面各自表述,但是自反性无疑是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的关键主题之一。在本文中,“自反”更强调如下意义:它并不是仅仅指其反思性 (reflection), 而同时是指自我对抗(self- confrontation)。[6]回到本文中来,也即,它不仅仅是对被启蒙者的观照,同时,也是对启蒙者自身的考察。显然,在叙事距离上也存在类似的张力。

   若能跳出叙述人等琐细切分的纠缠,而将小说中的启蒙实践归结为不同的精神指向,则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这种启蒙介入姿态的背后是否也意味着可能的认同形塑?而启蒙过程中的自反策略是否又形成了一种可能独特的诗学?比如,陌生化诗学[7]。需要指出的是,认同(Identity)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8],而吉登斯在他著名的论述《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不仅给出了自我认同的概念(“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个体依据个人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还指出了现代性语境所造成的个体认同的焦虑下,自我认同形塑与全球化等的复杂关系,以及其自身的语言特征,与身体、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和理想我之间的关系。[9]

   在本文中,认同的概念可分为三个层面:1、自我的确立与形成;2、对他者的观照和差异性的尊重;3、上述二者的混杂。对应的,有关分析对象也主要划分为三类:1、知识分子的自反;2、怀旧与疏离:扎根土地的提炼;3、看客再现的吊诡。

   一、孤独与反讽: 知识分子的自反

   有论者指出,“后结构主义强调,主体不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或某种稳定的人的本质,而是一种语言、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只有通过对人和事物的联系方式的考察才能理解主体性。”[10]同样,身份认同的形塑也类似于这样的操作过程。

   坦率而言,鲁迅并非“五四”文化运动的“主将”,但这个37岁才发表惊世骇俗小说《狂人日记》的作家却有着同时代干将所无法比拟的冷静、深邃和复杂。他不仅为实现“立人”理想痛斥国民劣根性,也毫不容情的批判/剖析自我,而同时,他也将一种敏锐的自反精神贯注到对启蒙者的种种期待和塑造中。

   (一)分身术:孤独与彷徨。

   鲁迅的深刻之处如果从小说的功用来看,就是它并没有提供廉价的解决问题的伟大方略(比如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各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走向光明),而是深入探寻人生的苦痛与曲折幽微,借此呈现出鲁迅式的复杂乃至晦涩心境。如其所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 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

   如果考察鲁迅小说中启蒙者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结果往往都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药》中的夏瑜不仅惨死———人血变成迷信中治疗痨病的秘方,而且,在启蒙过程中及以后都成为怪异表现和可笑的谈资;《头发的故事》中革命和理想往往被遗忘,甚至是在推行过程中不得不采用令人悲哀的方式———比如,杖打被启蒙对象———才能获得革新的必要尊重;《长明灯》中的理想———“熄掉他”、“我放火”———最后成为儿童歌谣中的戏语等等。

   其中,尤为典型的则是两篇抒情性很强的小说———《孤独者》和《在酒楼上》。整体而言,两篇小说都可谓是认同失败的故事。启蒙者最后不得不向革命或战斗的社会低头,从而得以暂时苟延残喘的故事(当然最后仍然可能死掉)。

   但是具体分析起来也有不同。《在酒楼上》更多是点明了一种启蒙的徒劳,环形的反复。从一个拔神明胡子的斗士到最后认真迁尸骨无存的小弟之坟(或者经历剪绒花悲剧),从主张ABCD到教《女经》,将无聊当作事业。严格说来,这其实反映了两个层面的失败:1、革命/启蒙的精神信仰走向世俗化和无聊;2、新学的尝试回归陈旧的范式/内容。

   《孤独者》毋宁更彰显了“胜利的失败”和“失败的胜利”之间的复杂张力:魏连殳在生计与真人性之间无所适从,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生计/世俗;但是,由于他又保持了堕落中的清醒,这当然加速了病体的陨灭。而实际上,连殳的表面特立独行恰恰是正常人性的体现,如丧礼中真性情与哀戚(狼嚎)的个性流露等等。相较吕纬甫而言,同样面对环境的压力,魏连殳还曾经做过挣扎,也葆有清醒头脑,也因此致使自己更快走向灭亡;而吕则呈现出人性的脆弱,面对压力时的屈从慢慢成为一种习惯,却可以苟活。但无论如何,鲁迅在这两篇小说点明了启蒙的深层尴尬乃至认同迷失的悲剧,令人深思。

   (二)反讽:批判与自省。

   鲁迅的过人之处同样在于对启蒙群体所进行的自反性处理,而根据对象的不同,我们可分为两个层面:

   1、冷嘲热讽“文化看客”。同样属于知识阶层,某些有文化的人往往却被视为“文化看客”,他们根本缺乏对被启蒙者的大悲悯,更不必说入乎其内,进行可能的努力乃至救赎。《孔乙己》中的丁举人恰恰是致使中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孔乙己走向死亡的催化剂和推手,尽管他们原本属于同一个阶层———功名利禄的奋斗者/追求者。

   同样,鲁迅甚至犀利的揭示出为人师表下面的猥琐龌龊与不学无术的虚弱(如高老夫子),当然,甚至也可能借由道具(如肥皂)来呈现出更复杂的隐喻,除了嘲讽伪君子的道貌岸然之下的内在物质性以外,也可能更生发出中西文化位次的升降,甚至是性别研究中复杂的权力/话语的纠缠。[11]

   不仅如此,鲁迅也善于总结出国民劣根性在知识分子层面的集中体现,甚至形成关键词。如《端午节》中的“差不多”主义,作为一种恶俗的中庸之道,不仅可以消磨年轻人的志气,也可能成为维护现存不合理体制的麻醉剂;而与此呼应的还有《祝福》中的叙述人“我”。毋庸讳言,“说不清”这个关键词也将物质上成为乞丐奄奄一息、而精神上尚存有一丝希望的祥林嫂彻底推向地狱的深渊,而成为集体谋杀祥林嫂的帮凶之一。当然,更可耻的行径还有,不仅缺乏启蒙精神,而且成为统治者的帮凶,通过谄媚既得利益集团来分得一杯羹。如《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不仅无所事事,考据极其无聊的论题,而且卖弄专业极尽欺上瞒下之能事,其谄媚与欺凌姿态却成为其真实面目。

   2、真诚反省与指向自我。对于真正的启蒙者,鲁迅却从未放弃过真诚的理解式批判与深入的反省。比如说,《伤逝》就反映出以革命独善其身的失败,在真实生活与理想爱情之间仍然存在复杂的较量;《药》中的夏瑜明显立在愚昧民众的对立面上呈现出启蒙的不彻底与缺乏群众基础;《阿Q正传》中无疑是借阿Q的悲剧反映出革命的悖谬肤浅、遭人骑劫与同流合污;《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同样也委婉的批评了启蒙者自身的脆弱;而《起死》中,庄子那种过分脱离了个体生命的物质、时代语境限定性而侈谈理论/形而上哲理,这种启蒙无异于对牛弹琴,也难免遭遇尴尬。[12]

   而更典型的或许应该算是《一件小事》,在这个为许多批评家诟病的小说中其实包含了启蒙者对“劳工神圣”理念的高度礼敬,而同时,更令人难忘的是其自省精神。真正的对责任的承担、个体的尊重与实践精神的强调恰恰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立意,而对启蒙者自身的批判———比如“皮袍下面的小”字却是毫不容情,甚至不惜有些概念化书写倾向。

   小结:无论是对文化看客/虚伪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还是对启蒙者内在缺憾的直面,还有对启蒙过程中种种教训的探勘,鲁迅无疑呈现出一种陌生化诗学,同时,也是他找寻合法身份认同、确立某种启蒙者主体性的过程。

   二、怀旧与疏离: 扎根土地的提炼

   个体认同的形塑同样需要他者的参照与比附,这也说明了身份认同形塑的不稳定性,当然,这甚至可以推广到一种文化。如人所论,“一个文化的身份也有类似的不稳定,这得归因于在其结构中持续的紧张和冲突。”[13]

   农民题材或者乡土书写,部分成就了鲁迅乡土小说家的盛誉,反过来,鲁迅恰恰确立也丰富了乡土书写的某些原则与理念。类似的,在这种农民他者的观照中,我们也可发现一种独到又复杂的张力:它既提炼了苦难,又区隔了启蒙者的介入操作程度。

   考察启蒙者与农民的关系,在鲁迅的小说中会不难看出一种“看”的姿态的变迁,这种看的权力与自信似乎日益减弱,从《呐喊》中的呼吁、唤醒和拯救意识,到《彷徨》中的退缩与犹豫,再到《故事新编》诸多思想元典大师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尴尬,不难体察鲁迅精神深处对启蒙操作及效果的深度质疑乃至绝望。由于《故事新编》相对缺乏直接体现这种关系的文本,本文主要集中在前两部小说中。

   (一)怀旧与质疑:从俯视到平视。

   作为一种对自我成长过程的回眸,怀旧(Nostal-gia)一旦和现代性结合,它便可能成为一种重塑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甚至它也可能成为塑造一个时代主题意识的途径,比如一段时期内通过1930年代的上海热进行集体怀旧,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无疑是其中相当优秀的一本,雅俗共赏、视角独特。

   1、回归型怀旧(Simple Nostalgia)与自我。在《呐喊》中,怀旧的形态/类型严格说来也是有区别的。《社戏》毋宁更多属于一种回归型怀旧。按照论者的归纳,它有如下特征:①它更多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对立;②为着过去爱上过去;③怀旧主体大多依托某种明确的客体对象来支撑自己的情绪。[14]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提及“可以使人欢欣”的“回忆”,《社戏》似乎可居此列。正是对在北京所看的两次中国戏的不爽,鲁迅才欣然回忆起年少时鲁镇的社戏。尽管这篇小说对那夜的社戏与罗汉豆怀有好感,但其实背后更呈现的是对少年纯真友情、乡情与抒情性场景的精彩提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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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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