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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问题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6-03-10 23:41:02
作者: 王雨辰  

   【摘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带来了三大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脱节;研究方式的实证化、技术化和学院化;追踪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的脱节。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把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归宿;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版块分别研究;实现追踪研究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有机互动。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不断被拓展,并最终促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二级学科的确立,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这一转换既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日益重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转换过程也导致了一些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是指产生和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逐渐拓展到70年代的分析学、生态学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通常理解。产生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归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则应该是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的总称。为何发生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促使人们用一种地域性的概念,即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争议的根源在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这种“非正统性”表现为它反对自恩格斯、列宁以来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并将其解释为“实践唯物主义”。相关争议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如何看待、处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不同理论谱系之间的关系。受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一线单传”的思想发展史,在这一理论谱系之外的理论流派或者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者被看做是“修正主义”。这些争议造成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很难深入下去,而只能停留在对资料评介的主观评判上,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分析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策略性的做法,就是主张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以地域为标识的较为中性的概念。取代既具有地域特征,又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其旨意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暂时悬置起来。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不必纠缠于比较敏感而又难以一时达成共识的问题,而直接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因而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反映这种变化。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am,原译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对这种变化作了系统考察。该书把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其特点在时间上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研究的地域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从西欧国家转向了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运动实践之间的联系趋向薄弱,出现了革命战略的贫困,甚至出现了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但却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持怀疑论的倾向;理论逻辑上和西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女权运动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出现了相互渗透与叠合。安德森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以探求马克思哲学真谛,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另一方面出现了出于各种其他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作客观研究的“马克思学”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马克思学”;出现了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力图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想流派,他们虽与马克思的思想或多或少具有关联性,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了借助于后现代理论,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立场,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要求解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等。上述复杂局面意味着用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经不能再反映20世纪70年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貌,于是不得不采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地域性的概念来反映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思想和流派的状况。

   第三,随着我国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从学科建设的要求出发,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界通行的做法。

  

   可以看出,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转换,但这一转换过程却隐含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处于长期分离状态,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也因此无法准确定位。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指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称,不涉及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换句话说,可以绕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即不去追问其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问题,而追问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出现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踪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该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视野,不应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1]

   第一种观点应该说是值得商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个概念的确有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应有的价值立场对一种理论思潮和流派展开纯客观的描述和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任何一种理论思潮和流派的研究不管在具体问题上研究得如何深入,但最终还是要给它一定的理论评判和价值定位,企图绕过这个问题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实际上只能表示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并且目前难以得到合理的解答。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和流派必然会秉承某种价值立场和价值目的,而不可能仅仅停留于纯客观的具体理论描述上。在当代中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单纯停留于资料评介既不能实现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也无法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走向深入。

   第二种观点笔者从总体上赞同。我国学术界在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虽然发生过几次较大的争论,并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但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应该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的产物,它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一源多流”的关系。因此,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并不会产生很大的争议。但是,如果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展开研究,却必然会产生较大的争议。这是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其理论存在诸多缺陷,但他们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探索的目的始终是围绕如何探寻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以及适应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而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却较为复杂,既存在着大量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理论流派和思潮,也存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无直接联系,甚至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目的的理论流派和思潮,后者当然不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理论框架中。能否将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并不单纯取决于其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关键在于其理论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出现了一种两难的悖论现象:如果不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予以研究,就必然导致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排斥在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能合理地评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和所拥有的理论地位;但是如果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目前又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部分论者不同意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中的根本原因。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研究方法的实证化、技术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导致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把握和具体研究、追踪研究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的脱节。

   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对我国学术界冲破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道路和哲学革命的变革实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哲学功能和哲学使命等问题的考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当前缺乏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的准确定位,对新流派和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新名词、新概念、新思潮不断涌现,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追踪研究,追踪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被忽略,或者被夸大,而一些在西方思想史上尚待定位的思想家却被我们作为理论大师匆匆引进。在“思想淡出,学术突现”的学术氛围下,对新的理论流派和思潮的追踪研究往往呈现出实证化和技术化的倾向,即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尽管对一种思想流派或一个人物研究得较为具体和细致,但往往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仅满足于把一种新思潮和新人物介绍进来,却无法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和对一个思潮流派或代表人物的具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无法实现追踪研究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的有机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了新概念和新名词游戏的场所,呈现出看似热闹却并无实质进展的局面。

第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明确的目的意识和问题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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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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