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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问题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6-03-10 23:41:02
作者: 王雨辰  
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上,最终沦为拘泥于学术圈内的自说自话。

   在当代中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瞄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而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事实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自觉意识远未形成,而且由于长期受形而上学两极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自成一个相对孤立的学术圈。长期以来,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两种思维模式支配的。在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早期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是被置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中予以拷问的,对他们的理论的研究和评判基本上是贴上“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只是起着向学术界提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资料的功能。而在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和真本质,国外马克思主义又被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考量;于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一种思想偏见,似乎只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走形变样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是非学术化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在力图纠偏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政治实用化的做法的同时,虽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学术性,却又不能正确处理“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从而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现实观照和现实维度。

  

   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想真正走向深入,并实现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重视和解决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从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这一目的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确处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2]

   学术界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关键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研究中历史意识相对匮乏。长期以来,支配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是马、恩、列、斯、毛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不可能正确处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只能造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否定和疏离,更不能促成它们之间的有机互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会形成不同形态的多流派的发展格局。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的根源应该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不能以某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而应该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出发,考察时代向理论家提出了什么问题以及理论家是否正确地回答了时代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强化历史意识,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历史条件、社会运动和文化传统三个维度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互动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第二,如何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宏观视野中展开研究,笔者主张将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分为四大版块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并不仅仅只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根据国家学位办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规定的研究对象看,还应该包括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这一领域曾长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我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学术力量和学术传统,笔者主张这一领域可暂不涉及。为何分为以上四大版块?主要是基于它们鲜明的理论特点和易于操作两个方面的考虑。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在理论上具有共同特点,即其理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力图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真谛,都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都力图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显然,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研究更易于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认为,这两块应该是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首先,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较深和较为直接的理论联系,主张这些理论的思想家都自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正如衣俊卿教授指出:“如果从50年代初南斯拉夫一批年轻的人道主义哲学家(后来的实践派成员)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算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迄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在此期间,这些思想家一直为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使,无论作为东欧社会内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家,还是作为屡遭指责的反教条主义批判家,或远离故园流浪他乡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始终不渝地、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论信念。”[3](P9-10)同时,这些思想家与理论家又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都力图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其理论建构直接针对社会主义实践在西方和东欧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探索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次,他们都重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他们所研究的都是关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的功能,以及实践、辩证法、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等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这些问题恰恰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最后,他们都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哲学研究。具体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后果的反思,如异化问题、人的问题、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注重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后果的反思,其产生和发展与“非斯大林化运动”密切相关,他们全面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力图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如何建立适合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他们的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马克思学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这其中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生平的研究,故意夸大马克思在不同阶段思想的差异,制造“两个马克思”,或通过对马克思的生平研究而故意诋毁马克思的人格,以此达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对于这种“马克思学”我们当然不应将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框架内加以研究,但是对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挑战,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有勇气回应,客观地研究并给予科学的回答。此外,还有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学”,从事这种“马克思学”研究的往往是西方比较严肃的学者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抱有同情倾向的学者,他们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考证以及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特质的研究,他们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往往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由于他们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纯理论研究,目前似乎还不宜把这方面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

   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目前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追踪研究的热点,但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在国内学术界尚未能取得共识。总的看来,其基本立足点还是既继承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同时又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相结合,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构,甚至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笔者主张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秉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视角,侧重于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两重关系中揭示其理论的性质和理论得失。在目前这方面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情况下,也不宜将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

   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上述四个版块的研究的好处:一方面使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大致能够区分什么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而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中,避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之间的脱节,有利于我们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总体面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众多,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看,我们应该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侧重,重点研究那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思想流派和人物。

   第三,正确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追踪研究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流派展开追踪研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目前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在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有待深入的情况下,就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追踪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看来依然是以资料评介为主,基本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其二是追踪研究热点转换过快,新概念、新名词和新思潮不断涌现,但对于相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却缺乏系统的整理,因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还是停留于资料介绍和资料评介的水平上。其三是追踪研究往往以个案研究为主,或者着力于人物研究,或者着力于流派和思潮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往往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和面貌,暴露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走向拘泥于学术圈内的自说自话。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求我们应当在重视追踪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笔者所谓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对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应该重新审视,并进行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原因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虽然已为学术界所熟知,但是过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下展开的,这种研究方式略显简单化和僵化,对于它们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把握。在目前学术研究方式更加多样化、对马克思哲学理解更加全面的情况下,应该重新审视它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理论问题,如马克思哲学观问题、实践观、辩证法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人道主义问题、资本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科技观、生态观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展开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其二是追踪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应该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注重揭示理论家的思想渊源、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等,避免我们的研究仅仅只是具体理论观点、新名词、新概念的堆积,避免使人们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时总感到理论观点杂多,总是一头雾水,或者只见一点,不及其余;而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过程和理论诉求,从而更好地利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李佃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与会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一种考量[J].学术研究,2009,(10).

   [2]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J].南京大学学报,2009,(5).

   [3]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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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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