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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喜荣:理解宪法基本价值的五个维度

——重塑依宪治国的观念基础

更新时间:2016-03-10 14:15:18
作者: 任喜荣  
是在防范国家机关作恶的前提下给国家机关授权处理公共事务”[13]。

   宪法还通过将国家设定为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以社会保障和文化发展为例,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上述条款是政策目标式条款,并没有设定直接针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其根本法效力的实现主要在于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引导,即国家机关特别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有义务将上述政策目标规范化和制度化。[14]我国宪法中的大多数基本文化政策条款,都采用了“国家发展”、“国家鼓励”、“国家培养”的主谓语结构,国家是行动的主体和义务的承担者。[15]立法机关如果不能将宪法中的原则性条款制度化,则应当构成立法不作为。

   三、公共生活的维度

   作为社会动物,人除了拥有私人生活之外,还拥有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是一个现代术语,是伴随着公民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公共生活是指公民在通过聚会、社团组织、大众媒介等交往形式所形成的公共空间里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社会交往、自由对话、表达意见、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权力等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共同生活。”[16]公共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生活不仅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也是界定个人的政治地位、生活质量、发展空间的最主要的生活场域。并不是有了人群的存在就存在公共生活。“在现实中,公共生活的历史起点是作为市民的个人,而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论建构来说,也是从独立平等的个人出发的。”[17]公共生活总是处在危险当中,这是因为独立自由的个人,可能会基于各种原因,如官僚组织的过度发展、经济的垄断、思想的统一,而受到限制。宪法可以为公共生活的发展,特别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的和制度的规范基础。

   (一)开放的人际交流空间

   开放的人际交流是公共生活的基础。交流使彼此联系在一起,使个人与组织、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人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结中发现自我,实现价值。开放的人际交流在现代国家中,使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并具备了选择的自由。人际交流首先需要实现在地理位置上的自由流动,国际人权法和国内宪法通过迁徙自由权的规定,使人际交流成为可能。人际交流同时是思想的交流,宪法关于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权的规定,使之成为可能。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第40条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18]7,正是宪法关于上述自由的确认使人拥有了可能的发展空间。

   (二)多元的文化选择空间

   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的角度看,文化发展不仅使个人拥有了自我选择的可能,也塑造了个人发展的基本的人文环境;从某一群体或者国家的文明进步看,文化与政治、经济一道构成了发展的基本方面。多元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我国台湾学者许育典在《文化宪法与文化国》一书中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原点,论述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接受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的自我开展与决定才有可能。”“自我能否实现与多元文化社会的建立密切相关。”[19]4平等保护各种文化形态,实现文化多元是现代宪法在文化政策方面的普遍性原则。

   从文化内容的角度看,我国宪法总纲中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坚持了一种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吸纳式多元”的文化发展观,具体表现就是既规定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又规定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反对文化歧视,同时保持了尊重外来文化的理性心态。[15]宪法的规定反映了我国文化发展的现状。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一元文化形态渐渐被解构,一个追求并实践着多样化或多元化的文化时代逐渐呈现。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由多元文化向一元文化的转型是第一次文化转型的话,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开启了第二次文化转型的历程,即由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多样化发展。”[20]我国宪法通过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吸纳”式多元文化策略,实现了文化多元与文化整合的平衡。

   (三)自主的社会治理空间

   在公共生活中,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权利。公共生活需要自主的社会治理空间。政府治理与适度的社会自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基金会354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2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在各国大量涌现,掀起了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建设有限政府,逐步向企业、社会组织让权、放权,拓展企业自主、社会自治的空间,是历史的大趋势。”[22]这种趋势也正在中国发生。

   自治首先是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是公民通过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组织形态。对于团体是否享有自治权,有学者从“未列举宪法权利”理论出发,指出尽管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中没有明确列举团体自治权,但通过对宪法精神和原则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团体自治权是一种宪法权利。团体自治权,“是指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权利”[23],可以被视为“未列举宪法权利”,是一种新兴的宪法权利,可以通过对宪法中的概括性人权条款的解释或宪法修改而加以保护。我国宪法还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等制度形式,确保不同领域的公民自治权的实现。

   (四)人道的社会互助空间

   人道精神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精神,就是将他人视作平等、独立、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的精神。人道精神是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也是社会自治的道德前提。本着人道精神的社会互助是社会生活和谐永续的动力源。“公共生活领域是一个体现自由、公意、法律、秩序相结合的道德共同体。作为道德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他们既追求自己的私利,同时尊重其他人的利益,敬畏经过辩论、批判产生的一切公意,包括法律规范,并将之奉为自己的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它是善良意志与自由精神、个人善与共同善的有机统一。”[24]宪法不仅内含着主权所有者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宪法也从不隐晦对于某种道德的弘扬。我们可以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看到对特定道德体系的支持,尤其是一些没有实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拥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从主权国家脱离而独立的国家以及其他试图保持文化特殊性的国家等。我国宪法在奉行法治原则的同时,也明确了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提倡,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宪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法律将人视为法律管制的对象不同,现代国家的宪法不仅将公民确定为主权的所有者,而且是一切国家权力运行的目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道精神因而也是宪法的精神,是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道德底线。

   四、个人权利的维度

   理解宪法为何重要还需要从人相对于国家的核心地位的价值立场出发。近代民主运动的发展使“人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目的”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就没有近现代的民主国家,也就不会有宪法这样的法律形式。“离开了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讨论民主政治,就缺少衡量是非的标准;离开了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讨论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25]172宪法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权观念、人权体系、人权的制度保障机制的最完整的法律体现。

   (一)人的尊严是我国宪法的最高原则

   “人的尊严”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26],是现代人权保障的哲学立场、价值基础或逻辑起点,是宪法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之一。“人的尊严”也是我国宪法的最高原则,蕴涵于我国宪法的规范体系之中。有宪法学者从我国宪法的整体结构以及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出发,论证了人的尊严在我国宪法中的核心价值地位及其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具体包括:人的尊严蕴涵于我国宪法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之中;人的尊严蕴涵于宪法具体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之中;国际人权法中“人的尊严”规定是我国保障人的尊严的准宪法依据等。[27]《决定》中提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对人的尊严的宪法最高原则的贯彻。

   (二)不断发展的个人权利体系

   宪法不仅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同时还为基本权利的发展留下了解释的空间。

   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权体系经历了从第一代人权到第三代人权的发展历程,其中,第一代人权以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即所谓的“三大自由”为核心。第二代人权则为第一代人权补充了社会权利类型,而第三代人权则包括生存权、发展权、文化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当代各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大体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的自由与人格的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等,基本反映了现代人权理论的发展。

   人们对于何为基本权利的理解是发展变化的,为了有效容纳权利观念的变迁,宪法通常会规定概括基本权利条款。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并依照本宪法的规定,承认和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我国在2004年修改宪法之后,也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概括基本权利条款写进了宪法。

   宪法理论以及宪法解释实践则通过“未列举权利”理论进一步拓展个人权利体系。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规定:“宪法对权利的列举,不能被理解为对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的拒绝或蔑视。”这一修正案的制定,不仅是成文宪法时代解决未列举权利问题的首次实践,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未列举权利的对话机制。[28]9根据宪法未列举权利理论而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做拓展式的学理解释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29-31]

   (三)基本权利的救济

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常常在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被设定界限,这些界限存在削弱宪法基本权的可能,从而需要接受合宪性的检验,为基本权利提供救济。基本权利的救济机制是宪法在制度建构中必然考虑的内容。“基本权并非毫无顾忌的自由,为了使每个人都有相同实现基本权的机会,保障基本权的同时,一定也要设定基本权的限制。”“事实上,我们在研究基本权的时候,常常是在寻求与确定基本权的限制,总在个人自由(私益)与团体生活(公益)之间,衡量两者处于紧张状态的轻重关系,思考如何将此紧张状态找到平衡点,而做出最适宜的利益衡量。”[32]95我国现行宪法在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设定了明确的界限。其中,既有第51条一般的限制性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也在某些权利条款中设定了具体的限制性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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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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