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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 杨乐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6-03-09 22:47:41
作者: 袁银传   杨乐强  

   资本主义为什么总能安度各种危机并维持和固化其统治,这种统治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有没有自身难以摆脱的根本困境,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和反思而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历史理论,并由此而被学界判定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支脉。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及时跟进和反思资本主义新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但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留下了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缺乏的遗憾。本文拟从横断面、纵向面以及批判类型演进三个方面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特点,并从中得出我们在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意义。

  

一、横断面的剖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层次跃升

   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逐步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它既是充满各种矛盾、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也是不断修复、发展的资本主义。它在危机中没有被革命力量瓦解,也没有在富有效率的发展中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正是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及其对人类造成的灾难,促发了一批批具有人类关怀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对现实的分析批判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干预或超越,由此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而言,促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并使其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作整体剖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1918—1923年期间,中欧和东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经历了从持续爆发到先后失败的过程,这是一个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感召而在结局上反差巨大的历史事件,它一方面彰显了当时资本主义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但另一方面,尽管资本主义面临着普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东欧无产阶级的整体革命却未必能够变成瓦解资本主义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人被动员起来,并且也的确是在各国共产党组织下进行的武装暴动,为什么没有能够取得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样的胜利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受到了革命的冲击,却依然能保持其上层建筑的稳定呢?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反思促发了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他们在厘清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把理论剖析的视角转向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制,从对经济根源的透视上升到思想观念层面的分析,强调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统治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统治一方面是对犹太人的排挤、迫害和屠杀,另一方面,它又是威胁所有社会成员的无处不在的极权主义典型。除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外,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也被一些思想家认为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代表。而不管哪种极权主义,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意识形态上的恐怖性;二是个体生存的无价值性;三是文化的普遍规制性和残酷性。在20世纪30—40年代极权主义盛行的德国乃至后来的美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表现为它已经成为了极权主义支配社会生活的帮凶,文化全面背离了人的向度,成为了像极权主义一样的扼杀个性、剥夺自由的工具。如何全面审视和评判这种文化,已成为那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二战后的重建和20世纪50年代的迅速恢复,尤其是在进入60年代以后,日渐发展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发展为富裕的社会。消费开始显现为支配经济生活、日常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主导力量,消费不单决定着品味,也决定着人们的职业差别和地位等级。消费越来越成为左右生产、决定价值取向、瓦解社会对立的控制性力量。问题是,消费在结构上与功能上是什么关系?消费是否已经超出了它应有的功能和权限?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第四,战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得力于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应用。科学技术的高效率,不仅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经济水平的整体上升,而且体现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消弭、传统产业的自动化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不断扩张、人们的生产时间缩短而休闲时间增加等方面。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舒适、便捷和普遍的幸福感,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似乎更加趋向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作用在现象层面与在本质层面是同一的吗?科学技术在经济领域与它在政治领域是同等中立的吗?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上与它在思想观念的维度上是没有分别的吗?如何看待由人支配的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和 “异化”问题,是20世纪中期日渐凸显的并必须加以分析批判的又一重大问题。

   上述几个方面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演进的现实背景,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

   从横断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大体经历了三个层面的跃迁,这就是从物化分析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从消费异化的抽象议论到对消费政治的揭示、从科学技术之经济功能的勘定到对科技政治化的批判等多向度的层次跃升过程,这凸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具有的从经济层面的批判转向上层建筑 (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的跃升路径。

   (一)从经济层面的物化分析跃迁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卢卡奇在分析1918—1922年中东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把物化和物化意识看作是遮蔽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元凶,指出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物化和物化意识有效地扼制了社会政治危机,阻止了一切社会革命的潜在可能性。

   所谓物化,卢卡奇用它表示在商品的结构和运行法则对人的情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伦理等方面的侵蚀过程中,人成为商品支配的对象,成为商品的客体,最终堕入一种物化的境地。物化现象表明,商品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实质上是通过对人的统治进行的,这是因为,物化不仅仅是商品侵蚀本身,它事实上已经从经济层面进入观念层面,进到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层面,并在实质上作为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支配和控制着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在卢卡奇看来,由物化孕生出来的物化意识,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互解功能的操控意识,它替换或驱散人的多样化的观念世界,瓦解人们的思想反思能力和主体认知能力,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服从于社会合理化原则,屈从于算计理性,屈从于不合理的现实,奉行一种操作主义的行为伦理和顺世主义的价值取向。因而,最终在涉及历史变迁的重要关头,在危机中昭示革命和新生的可能性的关键时刻,人们却依然处在一种未被唤醒的被动状态。物化和物化意识既从经济层面吞没了人的主体性,湮灭了人的变革潜能,又从意识形态或政治上侵蚀了人的精神空间,使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性因素。

   如果说卢卡奇对物化和物化意识的分析初步展陈出从经济层面的物化向观念层面跃升的基本轨迹,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则通过对文化的批判彰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跃升的完整轨迹。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在现象层面显现为文化产品的技术化、产业化和商品化运作,显现为文化工业化的经济现实,即文化工业的 “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这些经济机器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闲置的时候,都会像作品那样,为大众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运用技术促成文化生产的产业化过程中,文化工业 “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 最终呈现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态下也被灵活地消费这一商品化的经济现实。然而,资本主义文化又在实质上被法兰克福学派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此,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及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的共同旨趣。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文化作为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会带来资本主义文化生活的情感的表面愉悦、心灵空间的象征性充实、人际交往的形式意义、思维方式的单一化、价值取向的非个性化等成就;另一方面,它为意识形态所操持,直接彰显其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把虚假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幻想的生活与真实的生活相混淆,显现出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欺骗功能;第二,文化通过对个性的压抑和对思想的控制,张扬它所含摄的意识形态的操作功能;第三,文化通过对实然秩序的颂扬和对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展陈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断定,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瓦解了个人理智对真假判断的辨别能力,斩断了人的理智行为同他的人类本质的内在关联性,扼制了人的多向度的创造性潜能,最终成功地迫使人们沉溺于个人的观念世界中,人们在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机器面前不得不 “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中”, 从而也就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这种结局无疑是资本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稳定机制的现实成就,然而它却对人的主体化生存是有害的。

   (二)从消费异化的抽象议论跃迁到对消费政治的分析

   消费,在本来的意义上是人对有用物的使用过程,它与生产、分配、交换相交织,作为经济现象的一个环节与人的生活不可分离。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又是一个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异化现象。弗洛姆指出:“消费主要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 如同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存在异化一样,资本主义消费自始至终和方方面面都是异化的。异化的消费,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物的不可扼制的占有,却对越来越多的占有物的性质、来源及用途一无所知;一方面,“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并且人需要更多的消费也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对消费的渴求,已经跟人类真实需要完全失去了联系”, “人感到他的消费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 一方面,人的消费行为趋于变成强制性的目的,消费态度、消费取向趋于服从消费的引导和支配,并且在事实上似乎也显现出没有什么不被消费、没有什么不能被消费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尽管 “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而我自己则没有什么变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对所作事情的记忆而已”。

   消费的异化,本质上是生产异化的延伸及深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它表明经济层面除生产领域的对抗外,消费领域也是对抗的。从而,“人不仅同他所做的工作、所消耗的东西和欢乐相疏离,而且同那些决定着我们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的社会力量相离异。”

   如果说对消费异化的揭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人本主义立场,那么对消费的社会政治控制功能的分析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问题的剖析已发生了视角的转换。这一路径的典型变化集中体现在鲍德里亚对消费的政治分析及其批判理路中。

   鲍德里亚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看作是消费主导的社会。这一社会以其普遍性区别于先前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在鲍德里亚看来,如同宗教曾经是普遍性的、人文主义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也是普遍性的一样,“今天,普遍性成了人类需要,这种普遍性渗透到了所有文化的和物质的商品之中。它成为了消费的普遍性”, 虽然鲍德里亚强调当今社会是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是普遍性的,但是他强调的消费不是作为经济流通环节的消费,其衍生意义大于它的字面意义,它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衍生含义,一种社会政治的含义。

首先,消费的主体不是具有自我选择能力的理性的普通个体,“消费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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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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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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