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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 杨乐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6-03-09 22:47:41
作者: 袁银传   杨乐强  
不仅如此,技术的极权主义还阻止了人的自立自决的能力,抑制了人发展自己的主体向度的可能性,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变得合理化和现实化。

   在人际交往的理解层面,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作为极权主义操纵和控制人的理解力的结果,既与对象的实际状态和性质无关,也与人的主观思维无关。事实上,极权主义管辖下的理解,是一种模型化的活动或仪式化的活动,模型化和仪式化不仅使 “交流阻止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而且使交流活动丧失其实际意义。这一点表现在语言上,亦是如此。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是被管理的模式化的语言,是仪式化的极权主义语言,是包含着政治含义的功能化的语言,这种 “魔术似的仪式化语言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人们一方面并不相信或关心人家告诉他的东西,另一方面却仍然在根据它行动”。语言的极权主义化或极权主义在语言上的控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极权化统治的具体化表现,它使得 “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 这一普遍生活处境既得不到理解,也得不到语言的表达,更不可能进行现实的反抗。此外,人们普遍奉行社会倡导的单向度思维,遵从价值取向上的顺从主义等,既是极权主义统治的要求,也是极权主义成功实现社会整体控制的结果。

   (二)从对启蒙运动的目标的反思进到对现代性之现实困境的批判,这是从目标到实践的批判路径

   资本主义现代性奠基于启蒙运动。我们今天所言及的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和要素(比如理性精神、市场体系、法律制度、民主构架、自由主义、平等原则、进步主义等),都是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普遍倡导的原则,是他们为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树立的旗帜,也是启蒙思想家同资本主义一道推翻旧势力、弃绝旧传统和建设理性的、自由的、进步的社会发展目标。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过程,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过程看,都是以启蒙运动树立的原则为圭臬的。因此,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精神起点,它以普遍原则为现代性定规树标,也以某种政治精神促发了现代性的实践。可以说,没有启蒙运动及其宏大目标,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问题在于,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精神、市场体系、法律制度、民主构架、自由主义、平等原则、进步主义等原则,作为开启现代性的目标,它的历史实现和现实实现却是存在重大疑问的,至少启蒙运动规划的目标在现代性实践的物质层面的实现与在精神层面的实现是背道而驰的,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实现与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实现是对抗的。总体而言,启蒙运动的目标与现代性总体实践始终处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这种态势既被卢卡奇所觉察和批判,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前者如卢卡奇对市场体系的质疑、对理性工具化的质疑、对物化侵蚀人的主体意识的批判等;后者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控制的批判、对新的压抑的总体性的批判等。除此之外,诸如鲍德里亚、鲍曼等人则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造就的是非理性的社会,是充满诸多矛盾和困境的社会,现代性背离了启蒙运动的原则,与启蒙运动树立的宏大目标渐行渐远。鲍德里亚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起庞大的物的体系,而人并没有由此而成为物的体系的驾驭者,人反而成为客体,成为物的体系支配的对象,成为受物控制的非主体性存在;资本主义的理性操持,导致的是全社会的非理性,正如他所强调的:“全社会在劳动和生产本位主义目的性的影响下,变成了集中营、拘留所、监狱。”

   这样,在现代资本主义,启蒙不仅是反启蒙原则的、非理性的,而且还是充满张力的、代价巨大的毁灭性力量。鲍曼把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可靠性与自由的对立、秩序与反秩序的冲突、公平与效率的不相容看作资本主义现代性永远的张力,资本主义不仅无力解决这些张力,而且还将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维系自身的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秩序的建构以大量被秩序所排挤的人的牺牲(成为无用的东西)为代价;第二,现代经济的进步以大量过剩人口的牺牲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第三,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以第三世界进一步的贫穷和苦难为代价。正是因为有这些张力和代价的存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前景是黯淡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三)从对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批判进到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的批判,这是从统一到背反的批判路径

   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越来越呈现为某种一体化的态势。通过法西斯主义达到的恐怖的极权主义一体化、通过技术统治达到的一体化、通过新的极权主义达到的一体化、通过消费控制达到的一体化,都是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一体化的主要样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几种一体化态势的分析批判意在表明,资本主义具有瓦解各种内在对立因素的潜力,同时又能阻击各种外在不利因素的侵蚀,逐渐发展出应对各种危机和灾难的弹性能力,但并不能由此断定资本主义一定是 “一切好的社会中最好的社会”。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能通过不同方式达到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并不等于普遍的和谐,不等于内在统一的建立,一体化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所有问题的消失和内在危机的解除。资本主义一体化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不是实质性的统一;并且这种一体化否定了个体生活的多样性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否定了社会大众追求意义实现的可能性,否定了普遍公平对社会再生的重大价值,否定了多元生活方式的创造性意义。因而,资本主义一体化并不能实质性地促进生存意义的普遍实现,它在根本上是与人的价值诉求背道而驰的。

   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一体化的 “伪统一”的批判不同,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注重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的批判,他们基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立足于生态学的和全球化的负面效果,断定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向于走向一种自我瓦解的道路,趋向于演变成风险性社会,资本主义走完了反自然、反人类的历程后不得不走向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道路,这一趋势正如当代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言,现代资产阶级 “实质上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统治阶级”, 它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凸现为 “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但另一方面,又总是使资本主义趋于 “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伯曼所言及的这种态势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为马克思所预见。这种趋势在20世纪变得更加不可遏制,未来的结局究竟如何,将取决于人们何时从资本主义迷雾中觉醒,以及人类能否对资本主义实现整体性的超越。

  

三、批判类型的演进: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从横断面和纵向面考察并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是试图从逻辑理路提取和展陈这种批判的大致框架,本文在这样做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帮助我们从不同流派的不同语境和主题各异的文本中梳理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轮廓或基本结构,使我们有可能越过多样而复杂的文献之帷幕,直观到它的内在 “骨骼”或把捉到其本质上统一的东西。运用逻辑方法分析揭示对象的本质,不得不暂时撇开具有多样性、曲折性、复杂性的历史的东西,但是,为了使逻辑性的本质结构具有充分可靠性,就必须以历史的东西为根据,即逻辑必须忠实于历史。这里所谓历史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实践发展的历史,即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及其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变化 (这个方面已在本文第一部分作了简要交代);其二是理论发展的历史,即跟随实践发展变化而相应出现的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各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的思想体系、理论形态及其变化过程。

   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其实就是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横断面和纵向面的逻辑性批判路径还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缘起、流变和价值倚重的历史过程之中,以便从历史的视角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类型,从其坐标的不同说明各个流派批判资本主义所发挥出来的历史作用的区别。

   具体说来,从历史的视域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坐标的生成动因,必须把握三个因素:其一是20世纪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并依据不同问题转换其批判理路,构成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言论的对象性因素;其二是对各种西方思想资源的利用,尤其是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成果和原则的再运用,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方法论依据;其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倚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大体上经历了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坛的呈现,实际上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坐标的转型。而不管是哪一种转型,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解构资本主义为根本立场和核心价值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及价值取向的持守,它才能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一般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生态学的思潮区分开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坛以一种批判的轨迹得以发展,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上述三个因素的有机统一中才能得到具体的界定,其批判特色和批判路径才能得到梳理,但是,就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我们需要就这种关系的历史境遇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具体分析,这是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历程中寻求有益启示并吸取教训的基本前提。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类型,涉及三大流派,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在时间上涵盖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社会危机与人类的出路、革命主体及其时代使命、资本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文化背反性的反思等,构成了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这一类型的理论家在运用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工具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注重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的阐发,在坚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的同时,强调主体和主体意识在历史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主张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为人类寻求解放的出路。他们普遍突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理论意义,张扬这一思想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重大价值,认为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到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发掘其人本主义真谛,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干预资本主义,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类型,涉及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在时间跨度上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社会经过50年代战后的恢复开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虽有危机但由于国家干预使其表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在这种历史态势下,如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凸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批判的指导意义,成为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心的主题。对于这一类型的理论家来说,从人本主义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为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后能够继续展陈其时代生命力,就必须克服马克思思想中早期阶段人本主义的模糊性、不成熟性及意识形态因素,要通过实证分析还原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本质,以实证的、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理论武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并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发展的困境,生态问题普遍凸显出来。解决人类出路既需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历史苦难,又需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实苦难和生态苦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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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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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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