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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 杨乐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6-03-09 22:47:41
作者: 袁银传   杨乐强  
是符号的秩序。”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不仅要在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交换体系和符号体系,同时还要在策略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权力机制。现在,消费问题并不能在需要的概念中得到说明,同样,需要在性质上的转变,或者需要在数量上的增长也都不能阐明消费问题”, 因此尽管消费表面上曾经是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但实际上,消费 “不过是一种制度、一种道德而已。在这一意义上,它在过去和未来都曾经是或者将会是任何社会中权力策略的一个要素”。

   其次,消费是对享受的否认。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持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而作为一种道德 (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一种沟通体系和一种交换结构,消费既与需求满足无关,也与享受无关,在实质上,“消费被规定为排斥享受的,作为社会逻辑,消费建立在否认享受的基础上”, 一方面,在消费社会,“我们处在 ‘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所有的活动都以相同的组合方式束缚,满足的脉络被提前一小时一小时地勾画了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消费之上乘之境的享受的自为性、自主性和终极性的性质却被消费系统过滤和删除。这是因为,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也不再是纯粹私人空间的活动,人们 “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在此意义上,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因此,消费在本质上是趋向于作为消费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机制或某种含义秩序的建构,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享受。

   第三,消费是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政治控制和整合机制。鲍德里亚认为,揭露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在于一种享受功能,而是 “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所谓 “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即是说,消费是作为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发挥其功效的,它服从于当代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基本矛盾的政治需要,具有政治性。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主导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 “获得最大的利润”与 “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 (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 “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 (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出于解决自身矛盾的需要而进行的多样化的控制,使得消费承担某种政治的责任,作为社会整合机制显现它对社会体系化的符码规控。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强调消费的政治意蕴,实质是要说明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交融所产生的张力性的景观,这种景观展陈丰盛的同时也遮蔽普遍的匮乏;在彰显社会进步的同时,却藏匿着它不可摆脱的退步;张扬自由、民主、平等,却使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结构化。

   (三)从科学技术经济效能的分析跃迁到对科技政治的评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关注并具体诠释科学技术政治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也是把社会批判理论从社会日常生活层面、一般文化层面和人文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分析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统治新变化、揭示及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机制的更新造成新的压抑及不自由的重要思想家。

   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看来,20世纪的科学技术既有经济的功效,也有政治的功效。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显示出,它从生产过程的操作领域以及它对整个经济层面逐渐转变成改变人们意识状态和思想观念的无形力量,推动人们对既定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对已有社会的认同,对已有的幸福和自由的处境的认同。这是科学技术由生产领域向观念领域、由经济层面向意识层面侵蚀扩张的过程,这种从经济的基础层面到人们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观念层面的上升运动,以从 “下”到“上”的方式达到的心理认同,为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社会统治,以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显示和推动其统治的合理性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当一种社会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具有追求自身的合理性统治的需要的时候,科学技术有可能变成新的统治形式,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现象。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 ‘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中立性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非中立性的运用。一个社会的政治统治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支配性的需要,决定着科学技术运作的主体偏向性,当科学技术在20世纪越来越表现出它的阶级偏向性和制度偏向性的时候,当科学技术表达出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统治的偏向和意识形态的偏好,并直接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方式发挥其对全社会的控制和支配的时候,科学技术就变成了一种既不中立,也不纯净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高耸于生活世界之上的政治现象,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管理社会活动过程的控制力量,科学技术由对生产的运用和经济的主导,变成了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变成由上到下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仅 “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而且 “技术本身就是 (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科学技术的统治作为政治统治,具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而传统政治统治不曾具有的巨大效能,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不仅有利于 “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 而且,科学技术 “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二、纵向面的解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历时跨越

   一般认为,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精神奠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日渐被推崇为规划资本主义未来道路的领袖,他们 “倡导宽容,反对偏见;倡导革新,反对陈腐;认为少数派的权利高于多数派的热情,个人的道德自治高于宗教权威关于上帝启示的主张”。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政治理论是提出了束缚独裁力量、扩大社会中个人经验的可能性,其激进性在于它对于特权和偏见的普遍攻击。“启蒙运动素来是一场针对一切独裁权力、传统力量、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掩饰社会苦难的行为的抵抗运动”。其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在于倡导并奉行互惠性、公开对话以及保护个人免遭独裁权力的伤害,在促成制度的责任感、法律规定的互惠和进行社会改革试验的承诺等原则的形成中贯彻启蒙运动的政治精神和理性精神,防止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对启蒙运动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践踏,防止自由被操控、民主受威胁,从而 “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保护而非威胁主体性的发挥。它力图令制度负责任,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并藉此为拓展个人自由创造前提条件”。①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和启蒙运动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是一种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政治运动,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奠基性的,它的立场和原则在于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建构在理性、自由和民主的根基上,并且不断地促进这一社会走向健全,在逐步地实现启蒙运动理念的过程中,使启蒙运动构筑的普遍主义蓝图得到实现。

   然而,资本主义在从启蒙时代到当代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尽管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但并没有实际地贯彻启蒙运动的原则。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不仅使资本主义越来越远离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政治精神和理性精神,而且使启蒙运动变成一个反启蒙的过程。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深度剖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的纵向路径,它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的分析批判是以资本主义具有反启蒙、反历史、反自身的性质的结论为前提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历时考察,大体经历了从对启蒙的批判进展到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的批判、从对启蒙运动目标的质疑进展到对现代性之当代困境的批判、从对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批判进展到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的透视这三重结构,它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路径从历史到现实、从目标到实践、从统一到背反的历史视野,显现为批判的历时跨越。

   (一)从质疑启蒙转向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性质的批判,这是一种从历史到现实的批判路径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率先作这种批判的思想家,他们从对启蒙的历史考察进而延伸转到对极权制度的批判,由此所形成的这一基本路径,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作历史和现实批判的一个典型范例。在他们看来,启蒙是人类驾驭生活、走向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主体性获得增长的向导和精神保障,“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 启蒙伴随于人类的成长,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协调人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引导着人在这种关系中走向自主,走向对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驾驭。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理性得到了培育、发展和壮大,启蒙最终建构了理性。尤其在近代,启蒙理性成就已经通过各种科学门类的建立和科学对自然的解释及技术征服得到具体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一定推动进步,启蒙未必带来福音,启蒙的背反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已经昭然若揭。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资本主义的启蒙已经从它的历史背反性走向现实的背反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启蒙消解了不平等的同时又使不平等永恒化,即 “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主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第二,启蒙以一种虚幻的文化方式肯定个性和个体的潜能的同时,又在实质上普遍地否定个性,收摄、操控个体于集体统一性之中。正如他们所指出的:“甚至在自由主义时代中,启蒙也始终与社会动力保持一致。受到操控的集体统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否定,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第三,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已经变成了人们实际的不自由,“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品”; 启蒙所追求的合理性,变成了每个人都必然遭受奴役这一不合理性,以致 “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倚靠”。

   由上可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对启蒙作出从历史到现实的批判考察中,已经捕捉到启蒙的真实命意,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启蒙已经实际地变成了一种背反性的力量,它促成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和广泛的支配,使人的自由蒸发为遥不可及的幻想,使不平等在平等的幻象下变成普遍的现实。

   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开启了启蒙问题上从历史到现实的批判路径,那么,马尔库塞则把这种批判进一步推向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制及其各个方面所具有的极权主义性质的全面揭露。在马尔库塞看来,极权主义是战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型方式,它较之法西斯极权主义更具隐蔽性,也更具恐怖性。他说:“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 ‘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不仅趋向极权主义,而且事实上也是作为极权主义进行统治和控制的。

在马尔库塞看来,极权主义已成为无处不在的统治机能,支配和控制着全部社会生活,在生产领域、语言领域、思维领域、在人的价值选择和日常具体实践的方方面面,都隐藏着极权主义的操纵。仅就生产领域的技术装备而言,它之所以变成极权主义,就在于 “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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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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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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