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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烈: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6-03-09 22:40:56
作者: 余文烈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从最初柯尔施在30年代提出,继之梅劳—庞蒂在50年代加以明确表述,进而于70年代在佩里·安德森那里用专著阐发,直到此后我国对这一概念的引进,其间其内涵和外延甚至性质规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对这个概念仍是有争议的。这里权且按照习惯,用它指谓从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其中包括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和人物。这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即通常特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用安德森的话称“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广义上,它还可以笼统地指谓当代西方(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左翼的各种研究或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现象,还包括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等等。

   “新马克思主义”一词在内涵(性质)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西方有时这两个概念会交替使用。但更多的情况是把“新马克思主义”的地域范围看得更广些,它也包括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学派,尤其是非官方意识形态或具反苏联模式的学派,例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等。

   本文讨论的对象,在第二节介绍理论争鸣时就狭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在第一节和第三节中则在广义上对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研究学科;除了谈论台湾地区的情况外,其余均不涉及地域范围更广的“新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研究学科的兴起

   我国书刊最早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70年代末。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崇温同志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文,对这一思潮的“流派和观点”作了综述介绍。1982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就是徐崇温结合几年来在全国各地高校、讲习班和讨论会的讲课写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分12章较为全面地评介了这股思潮的各个主要流派及其主要理论观点。该书无疑对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作用。在此之前的1981年,高xiān?①等人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本小册子从宏观上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主张、流派、特点和代表人物等情况,由于是概述性的著作,读者须具有这股思潮的详细知识才能理解透彻。但是该译著在“出版说明”中的寥寥数语,却足以看出翻译出版者的研究力度。自然,不是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而是就其中个别流派或人物思想的研究而言,还可以追朔到更早的时期。例如王玖兴早在60年代初就已致力于卢卡奇哲学史著作的评介工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介到中国以后,就在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竟然引发了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潮。其影响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学科、而且还涉及文学、美学、政治学以至法学思想。

   我国掀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3点则也足以说明这股热潮兴起的迅猛:(1)80年代初期,正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动期,学术理论界也相当活跃,开始了对当代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的评介工作。作为在70年代之交在西方新左派和大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当代西方很有影响的学术思潮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不能不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瞩目。(2)随着经济上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进程,人们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也产生了怀疑,于是抱着强烈的“求新精神”,投身于在很大成分上是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企图从中寻找推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启明星”。(3)许多中青年学者和大学生不满足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僵硬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在“文化革命”四人帮横行时期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面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好形势却在理论指导上无能为力。于是许多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和借鉴。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气势之宏大,成效之显著,是任何西方理论都无法解释的。但当时的“西马热”的心态,却是一种事实。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许多大学,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黑龙江大学以至河北大学、郑州大学等等,都开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课程,并且广泛引起青年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许多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文史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某个角度选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个人物或某种理论作为毕业学位论文题目。靳辉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黄楠森(北京大学),尤其是徐崇温,还先后指导了攻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博士生。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

   第二,为适应读者研究需要。各地出版部门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研究著作和传记,目前已达上百种,其中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审美特征》,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直到最新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有些著作例如《历史与阶级意识》、《单向度的人》等还有多种译本。出版译著影响较大的当推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目前已出书三批共31种33本,其中译著26种28本,著作5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也有多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再者是纳入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几种。其他如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工人出版社等单位社家,单种出版不成系列的也就不胜统计了。此外,一些刊物经常刊登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文资料,比较突出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发行)及后来公开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哲学所的《哲学译丛》,情报中心的《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文摘》等。而就编译力量来说,则数中央马列编译局的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

   第三,研究性专著和论文陆续面世。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大批研究专著陆续面世。例如,陈学明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欧力同与张佛《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前已有多部专著面世),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类专著大多是就某一流派或某一主题而深入研究的,因而具有一定力度。整体性研究的著作如: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曹玉文《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张一兵《折断的理性翅膀》等,也都见仁见智地对这股思潮作了批判性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共同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采取多单位合作的形式,由具有专门研究的专家撰写各个流派或思潮,力图写出更具权威的读本。还有必要再次提到徐崇温,他自1979年以来发表了10多部著作,大多数主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可谓硕果累累。此外,一些高校编写了教科书,奚广庆、王谨等人编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等辞书,还有金增嘏、刘放桐、夏基松等著名学者各自编写的当代西方哲学教程都或多或少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留下位置。种种现象说明,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和深度。

   第四,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热点问题,自1986年以来在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这种争论有助于勾通思想,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性质的认识,也有助于从这股思潮的具体人物具体思想吸取积极有用的东西,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

   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台湾的“新马克思主义”热。在中国大陆掀起“西马热”的同时,台湾地区也曾兴起“新马热”。与大陆出现这种热潮的背景不同,台湾是在随着经济的急速增长而出现收入分配、劳工保险、女权和交通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术界在研究和挞伐社会现实时顶着当局压力而传播起来的。台湾当局曾把这股思潮视为“洪水猛兽”,而知识界则以国民党自诩的“民主、开放、多元”的口号为挡箭牌,以“提高民族文化层次”为旗帜,提出“新马”问题由学术界自行解决。

   起初,“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彼得洛维奇等人的思想和著作在报刊上刊载评介,在台湾学术界引起很大兴趣,逐渐传开。台湾的《文星》、《宇宙》、《中国论坛》、《当代》等报刊杂志以及大学生刊物《望神州》和《群风》等,都经常刊登此类文章和特刊专辑。接着,大陆翻译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梅林《马克思传》,以及徐崇温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先后流入台湾。此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璋津花费多年心血并一度自费赴美搜集资料研究写成的《科西(柯尔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台籍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洪谦德博士(现回台任教)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传统与反叛》、和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学》,侨居法国的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和《萨特传》,原《当代》杂志副总编辑许津桥的《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以及李英明、鲁凡之等人的著作和一大批编译作品陆续出版。此后,1988年由洪谦德主编、森大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开始推出《新马克思主义评介丛书》,内有多位大陆作者的著作。陈璋津以大陆学者为后盾,也先后联络远流出版公司和唐山出版社,计划推出《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目前已有数种作品问世。在这些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以及海峡两岸学者的互访活动中,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加深了学术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鸣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可谓一波三折。早期,学术界引介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持批判的态度。1986年8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属性等问题的讨论,可视为开启了一个不同看法和评价展开争鸣的先河。从1987年至1989年,《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哲学》等刊物刊登了不同观点的讨论文章,北京的英文版《中国日报》也于1988年10月4日和10月5日两次详细报导争讨的基本情况,在国际上引起关注。90年代初期,批判和否定的观点又居绝对地位。1993年以来,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再露端倪,似乎展现了对这个学科深化研究的新阶段。

   这些争论的热点集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这股思潮的性质、评价标准,以及对其中几个代表人物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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