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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念: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及其实质

更新时间:2016-03-09 22:33:44
作者: 安启念  
(15)可见,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实质上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样,都是对自然科学成就的概括总结,只是恩格斯想用充分体现辩证法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发展前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使这一理论更为完善了。这样的哲学用运动着的自然界取代了神,也包括黑格尔神秘的绝对观念,是对科学理性的赞颂。就此而言,它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是为科学理性的普及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建立以及社会的现代化服务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完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它弘扬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人道主义。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在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制造出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严重的社会不公、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科学理性无孔不入,然而又以客观规律的名义限制乃至剥夺人的自由,为资本主义辩护。物质繁荣与人道主义失落之间的巨大反差激起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抨击抗议,以批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哲学理论、社会理论纷纷涌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异化理论从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使人丧失人的本质的现实进行了强烈谴责,从历史规律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应该灭亡了。针对物对人的奴役,它弘扬人的主体性,对实践活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肯定。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旨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处于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服务,它与资本主义及整个工业文明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

   显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有着重大不同:前者立足于人,后者立足于物;前者弘扬人道主义,后者弘扬科学理性;前者旨在埋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后者旨在完善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事实上是在间接地服务于这种文明。(16)

   从总体上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以及基于这一研究提出的晚期哲学思想,是近代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建立与发展时期的产物,是人类反对封建主义进行理性启蒙的产物。究其本质,这样的哲学世界观是可以被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接纳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始走向自己反面时期的产物,这时由于人道主义灾难的出现,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宗旨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是不合理的,是应该灭亡的。这样的哲学,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

   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有重要区别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区别被极度放大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哲学长期以来被社会主义国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被强调为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哲学。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则被当作青年马克思身上资产阶级哲学的遗迹而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相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自己国家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指责苏联等国带有浓重封建色彩实行专制统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它相应的见物不见人的哲学也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这两个派别,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你死我活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前面已经提到,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没有对自己的以及他们共同的哲学思想做过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们无意做哲学家,哲学思想只是存在于大量的笔记、手稿、论战性著作之中,或者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作为方法论,作为个别观点而提到。理论色彩和某些具体观点的差异不可避免,一旦这种情况与意识形态斗争、两大阵营对立联系在一起,任何一方都再也不可能以冷静的科学的态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对方的观点了。

   现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尘埃已经落定,人们开始坦然面对两种哲学的分歧,而这种态度又促进了对它们之间深层联系的认识。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肤浅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1844年前后恩格斯也有不少与马克思早期思想一致的哲学论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恩格斯一再阐述的唯物辩证世界观相同的思想之外,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站在人和人道主义立场上谴责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思想完善发展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种资产阶级启蒙哲学,显示出了与早期马克思,也是他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在立足点上的区别。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以及它所创建的工业文明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与此相应,启蒙思想也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它们只能被继承超越,但永远不能被否定。以人道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是要抛弃科学理性,而是要克服其片面性,实现它与人道主义的结合。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科学理性永远不会过时,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任何时候都有意义,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不能等量齐观。理性启蒙、为工业文明做论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与历史任务,这是应该由资产阶级哲学家,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去做的工作。告别工业文明,埋葬资本主义,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特点所在。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体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点的,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特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一个是工业文明兴起阶段适应理性启蒙需要的哲学,另一个是工业文明乃至科学理性开始走向反面时期的哲学。这样的认识对于我们理解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领域的变化,十分重要。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别是工业文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他们的哲学思想在东西方国家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截然对立的流派。所谓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其差别主要不在地理位置,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东方国家大多处在前现代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反封建任重道远,迫切需要理性启蒙;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社会的现代化,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超越现代化是它们的迫切任务。对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封建、发展工业文明是早已完成的任务,科学理性深入人心,理性启蒙成为历史,但是人道主义灾难触目惊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重分析的是劳动的异化,进入20世纪后,西方国家不仅劳动异化依然如故,而且物化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各种“系统”把日常生活世界也殖民化了。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它支配人、控制人,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丧失了自由,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单向度化了。由于生活实际的这种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具现实意义的,不是以弘扬科学理性为宗旨服务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人的本质的异化等现象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

   与西方国家相反,东方国家基本上都处在前现代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科学理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它们的迫切任务。列宁的最后一篇哲学著作,写于1922年被人们称作“列宁的哲学遗嘱”的论文《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心思想是号召建立党内外唯物主义者的联盟以及这些唯物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建立这两个联盟的目的,是继承和发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批判宗教。(17)可见直到十月革命之后,由于俄国的落后,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开展理性启蒙反对宗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至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崇尚“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战乱不断,两位先生无以立足。新中国成立后,反对封建迷信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新中国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样,最需要的是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而为此必须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理性,完成整个民族的理性启蒙,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华民族就是通过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实现了自己的理性启蒙的。对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批判异化、物化,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近乎奢侈。适应他们国情的,只能是恩格斯晚年创建的辩证唯物的世界观。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被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并把它等同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力宣传,而且这样的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流行,绝不是偶然的。

   可见,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不同的任务、产生了不同的实践需要,进而分别选择了马克思的或者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建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由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对抗你死我活,这些理论也相互排斥,水火不容。各自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自居,西方学者还进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尽管我们迄今未能把它们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但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财富。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姓“马”,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方化、西方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的证明。事实表明,不论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生活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坚持对资本主义展开文化批判,始终是西方社会不断改良的重要推动因素。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一再宣传灌输,虽然有僵化教条之嫌,但正是有赖于它,科学理性才在这些落后国家扎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这一论断,能够很好地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在此之后哲学领域“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影响,出版了上百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迅速工业化,经济腾飞。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哲学界出现了弘扬人道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受到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逐渐兴起,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正统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其基本观点不胫而走,尤其在青年一代中,受到普遍热捧,“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姓马”被学术界多数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虽然还是官方教材的基本观点,但对它“见物不见人”的批评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理论,几成定论。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冲突与较量。不能不承认的是,较量中采取攻势日渐占据上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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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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