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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峰:为何是“宗教美国,世俗欧洲”?

更新时间:2016-03-07 20:41:59
作者: 卢云峰  
就将他们施以鞭刑并驱逐。那些被驱逐后重新返回马萨诸塞州的男贵格会信徒会被割掉一只耳朵,如第二次返回,再割另一只耳朵。重返的女信徒将受严厉鞭笞,对第三次返回的男女信徒将以热烙铁在舌头上烫孔。天主教徒在十一个殖民地没有合法居留权,各地反天主教事件此起彼伏。“天主教教徒发现自己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和放逐;贵格会教徒由于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锒铛入狱;浸礼会教徒在一些新教的主流教派眼里特别讨厌。”新大陆的宗教迫害甚至比欧洲尤盛。

   美国独立后,很多宗派都希望自己成为这个新国家唯一的国教,但是谁也没有强大到可以通吃全美。既然如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谁也别成为国教,通过多元来维持平衡,最后达致自由。最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由于不设国教,所以人们可以自由地加入任何宗教,或成立新的宗教组织,所以宗教多元性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法律层面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保护和加强宗教。与此同时,宗教多元性和彼此掣肘也能意外促进宗教自由。其实启蒙思想家早就有这样的洞见,伏尔泰就曾写道:“倘若只有一个宗教……就有出现专制的可能性,如果有两个,它们将会互相倾轧,然而如果有三十个宗教,它们之间则会和谐相处。”与此类似,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当社会中存在两三百或者可能接近一千个教派时,宗教狂热才有可能完全无害,而且没有任何教派能够发展出扰乱公共安宁的能力。”

   与法国试图将宗教逐出公共领域不同,美国的宗教在公民社会和公众生活领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贝拉借用“公民宗教”一词来概括美国世俗政治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现象。同具体的宗教一样,美国的公民宗教也包含了一些基本要素:一、共同的信念,也即美国信念,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等;二、共同尊崇的圣哲,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三、共同的圣地,如阵亡将士纪念碑、阿灵顿国家公墓;四、共同的节日和仪式,包括阵亡将士纪念日、感恩节等;五、神圣文本,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等。从形式上看,美国的公民宗教超越具体的宗教,并不公开表现为基督教,但是它的灵魂是基督教的。基督新教就是美国的隐性国教,也是美国政体建立的基石。美国人普遍相信上帝的存在,美元上有两行字,一行是“美利坚合众国”,另一行则是“我们信仰上帝”。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度乃是受上帝祝福之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负有上帝授予的特别使命。美国重大的公共仪式和典礼总是从祷告开始,最后以“上帝祝福美国”结束。尽管没有挑明,这个上帝实际就是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上帝。亨廷顿直言:“‘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

   美国是一个有着“教会灵魂”的国家,它也一直享受着宗教带来的红利。美国新教历史上的四次大觉醒与美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发生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使美国人第一次联合起来,开始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而不再是狭隘的地域意识。那些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千禧年教派后来成为美国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福音运动也成为催生美利坚民族的工具。发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导致了循道宗和浸礼会的迅猛发展,也见证了许多新教派的产生,包括摩门教、基督复临派等。他们结成社团反对吸烟和饮酒、制止卖淫,建立主日学校振兴教育,但最主要的贡献是推动了废奴运动。第三次大觉醒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其参加者致力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平等,包括争取妇女选举权、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投票权,反对垄断等。第四次大觉醒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时期基督教福音派大发展,之后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隔离结束。撇开这些具体的觉醒运动不谈,基督教从美国建立之初就是同化移民、锻造美国认同的利器。美国的“爱国誓词”有这样的表述:“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

   理解决定事实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托马斯原理”: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伯虑愁眠”的传说可以成为该原理的例证:话说海外有个伯虑国,那里的人们认为睡觉意味着死亡;于是他们视睡眠为畏途,想尽各种办法保持清醒。长期缺少睡眠的人自然是免疫力下降,极度虚弱。一旦有人实在熬不住昏睡过去便真的长眠不醒;这些死亡案例又反过来坐实了他们先前的担忧,整个伯虑国的人更加恐惧睡觉。故事本身并不足信,但现实生活中不乏类似的案例。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谣言传说某银行即将破产,于是人们前往挤兑,结果原本没有问题的银行就此倒闭,预言成真。社会学家默顿曾据此提出“自证预言效应”。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对事物的主观看法往往能决定其客观走向。宗教也不例外。伯格等人观察到:“在美国,宗教被视为一种资源(人们借以解决世俗及宗教方面的困境之手段);在欧洲,宗教属于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无论公平与否,对照伊斯兰教,事情似乎更是如此。在上述任何一种情景中,宗教对于政府决策所具有的意蕴是深刻而巨大的。”不同的宗教观导致迥异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影响到宗教的发展。在美国,宗教被视为一种资源,所以现在它成为塑造国民认同和文化软实力之源;而在法国,在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始终把宗教(或者说天主教)视为需要摆脱的桎梏,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目前在宗教上确实也遇到了麻烦。这就是现实版的伯虑愁眠,或者说,理解决定事实。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 [美]彼得•伯格、[英]格瑞斯•戴维、埃菲•霍卡斯合著,曹义昆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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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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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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