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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连坐法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刻影响

更新时间:2016-03-07 14:53:32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一、今天依然还有连坐法

  

   首先看一段关于高空掷物引出《侵权责任法》判例的讨论报道《高空坠物伤人,对业主搞连坐?》:

  

   2014年11月14日,重庆九龙坡区民安华福小区,5岁男孩超超跟着妈妈下楼去超市买东西,经过15栋(有30余层)时,超超被一个搪瓷碗砸中,头部留下一道6厘米长的伤口。警方接着介入调查。

  

   如果警方抓到了肇事者,由肇事者本人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不在话下。但如果找不到呢?是受害人自认倒霉呢,还是其他人要倒霉了?

  

   现行《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在司法实践中,在侦破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由整栋楼的住户分摊损失。如果住户能提供事发时不在家证明可免责。如果根据物理定律,证明自己所处位置抛掷物体的落地点不可能达到路人被击中的位置,亦有很高的概率被免责。所以,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几乎所有住户都要被连坐了。

  

   梁慧星是《侵权责任法》立法参与者。他赞成连坐,称“第87条是中国侵权法对传统侵权法极大的创造性发展”(此连坐法在全世界是唯一唯二的),并指出立法目的有两点。

  

   其一是救济。梁说:“有个别学者反对第87条,例如著名的侵权法专家张新宝教授就反对,说什么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别人向下丢烟灰缸,为什么却让我承担责任?我们的学者在从事法学研究的时候,在为国家的立法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定不要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你要考虑到社会的正义。你说一个人在外面走,上面掉个烟灰缸把他砸死了,他的子女怎么办?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砸死了,情况多么悲惨,你为什么不考虑?你分担一下损失,这有什么问题?”

  

   其二是预防。梁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文,它可以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所以侵权法公布以后,那些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在每一个楼层都要贴那个告示,来提醒住户自己并教育孩子不要丢烟灰缸,不要丢啤酒瓶”。——所以连坐法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只要有后果,无责任也要赔偿”。

  

   某些经济学家为连坐想出了更好的理由:“社会成本”。他们认为:哪一方避免高空抛物的成本低,就应该把责任归属谁。如果在找不到肇事者时,让路人承担高空抛物的后果,那路人行路时都得战战兢兢,唯恐砸到自己头上,这样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会出现问题,社会成本太高了。在找不到肇事者时,让住户集体承担高空抛物的后果,每户多出那么一点点,行人就没有被高空抛物砸中的后顾之忧了,这样社会成本是最低的。

  

   这个论证其中一个错误是,以产权来划分责任才是符合自然法/自然权利的,简单说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是正义观与法感情(德国民法学家耶林语)的基础,怎么不计算一下破坏大家基本正义观、伤害大家自然的法感情的“社会成本”有多大呢?(1)

  

   ——读了上述的报道和分析,我首先震惊于中国参与制定民法的法学家之想法和历代统治者的思维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蒋介石著名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镇压令。从该评论的跟帖网民之反应言论看,很多人都赞同“连坐”法,这表明:民众的社会心理是决定法治制度和集体行为的文化基础。很多人都执着于为了发泄和满足受损害者的补偿心理,而拉扯上更多的其他人来垫背,以获得心理平衡。很多人都没有考虑到一个无辜而牵连到更多无辜的逻辑荒诞性和非公正问题,只是以为,连坐者受损害的是微不足道的物质利益,不及那个被高空掷物所伤者身心受损那么严重,可是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牵连带给其他无辜者的心理损害和对社会心理的严重败坏。

  

   法学家梁彗星的释法使我感到格外荒唐!梁彗星基于同情心来说明连坐的必要性:“情况多么悲惨,你为什么不考虑?你分担一下损失,这有什么问题?”从法理性来考虑,法治讲社会公正,连罪犯也不能承担过度的追究,何况让无关者来分担损失!这是把责任、义务和惩罚扩大化了,溢出了逻辑周延范围。这就是东西方法治精神的本质区别,西方法学精神为了准确确定犯罪责任,宁可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罪推定”,我们这里宁可错杀一千也要破案,冤哉法治也,怨哉众人也!怪不得我们被人认为是“小气民族”,中国人因为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往往没有独立承受无辜灾难的心理能力,总要想办法转嫁给他人,在众人都是受害者和付出者的状况下,个人受损害的不忿才可以得到平复。这也是斤斤计较和互害效应的心理性格之一源。

  

   梁法律家高谈阔论要高层各家住户分担一下受害者的损失,要求住户们同情悲惨的路人甲,看起来是出于同情心的责任分担,其实法学家之愚蠢正在于完全忽略了人性心理的悖论:当你是被法治绑架强迫去分担受害者的损失和不良作案者的犯罪责任时,你还会有同情心吗?性质完全变了。在潜在的意义上,我要被分担犯罪责任,那么我就是“犯罪嫌疑人”了?!

  

   讲到“同情心”问题。美国学者徐贲介绍不久前美国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Pew Research)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就儿童教育的价值而言,无论什么意识形态的人群都普遍重视“责任心”。参加调查的3243位成人中,有93%说,教育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人“是特别重要的”,有55%说是“最重要的”。这个比例超过了其他的品质价值。其他品质之一有“同情心”,为什么责任心要重于同情心以及其他品质呢?这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分歧有关。民主党关心穷人福利、强调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这些政策取向,可能与民主党里有许多自由派人士和他们从小受到“同情”教育有关。(2)

  

   以我的看法,讲究合理恰当的“责任心”正是理性民族优势之所在。“责任”价值观与制度和法治息息相关。教育和制度从小给予人们的是同情心和救济为主的,那么他养成的心性就是依赖他人的救助,长大了成为弱势群体之可能性更大;相反,你给予的是责任心的价值观,他长大以后养成的心性,就凡事首先让自我承担责任,容易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责任是有边界的,是自己应当承担的,义不容辞;但是无辜的,社会不能强加于人,正直者决然拒绝接受非正当的责任。制度不公,带给全社会的是心性的歪曲。被绑架的责任,带来的是冤屈心理和反社会意志。

  

   社会心理学指出:“社会环境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不仅仅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也取决于他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诠释和解读。事实上,了解人们如何知觉、理解或解释社会环境比了解客观社会环境本身更为重要。”(3)

  

   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深入地反思历史上在连坐法管治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诠释和解读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换句话说,在一个残酷的专制社会生存环境下,我们的祖先的社会心理是怎样的,他们形成了怎样的扭曲人格和阴暗心理,这些作为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遗传到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同时,在与历史相类似的制度管治方式下,今天的中国人还会有怎样与祖先的集体无意识唤起共鸣和一脉相承的心理反应?

  

   勿谓言之过度也。仔细检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和行政管治方式,像《侵权责任法》一类连坐法式的行政控驭手段,是否不知不觉潜布在我们的身边?有些私有企业实行“联保责任制”管治员工,一人反对工厂措施,则开除相关一大片。在全国各个城市浩大的拆迁运动中,很多政府都采取株连式拆迁,钉子户或不愿接受开发商条件的,则拆迁办出面,动员其亲属配合,如配合无效者则可能被辞退、停职,某妻子在离婚诉状中写道:“株连拆迁,使我精神已崩溃,而不得不强忍伤痛,挥泪与自己深爱的丈夫提出离婚”。还有“株连式维稳”,北大某知名教授在网上发表言论:“极少数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分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分子很难预防,不易清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还有教育界内的连坐制,一人搞有偿家教,首先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不作为的责任,全校年终考核和每位老师年终奖发放金额受影响。有家长称:“儿子所上的小学,班上进行分组,一人未完成作业,会让全体组员罚抄——包括抄课文。这种‘连坐制’让儿子常被牵连,孩子压力好大。”当然还有计划生育控驭的连坐法,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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