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郝江东:1948-1949年初斯大林对华政策调整再探讨

更新时间:2016-03-07 10:47:06
作者: 郝江东  

   针对中长铁路,报告指出,及至1948年,中长铁路理事会因战争缘故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苏联方面“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的管理与经营实际上是在东北中共当局领导下进行的。报告围绕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提出“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的问题,提醒莫斯科,“苏联方面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报告认为,如果苏联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工作,那么将使“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资产’”,这种情况将导致苏联无法“从铁路运营中”[54]得到任何好处。[55]这封电报是由中长铁路苏方副董事长提交给马林科夫的。换言之,苏联在东北的利益问题,已经引起了苏联驻东北领事官员的普遍重视,并被反馈到了莫斯科。

   根据这一情况,并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5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派出专家小组到东北,“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56]这一小组包括50名铁路修复工人、50名教员和220名技术熟练工。同时,苏联向东北提供了修复铁路所必需的金属构架、钢轨、木桩等物资。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科瓦廖夫(КовалёвИ.В.)作为苏联外交部的全权代表,同时负责协调整个东北的铁路修复工作。[57]据科瓦廖夫回忆,1948年5月斯大林曾告诉他“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58]目前仅凭这一条孤立的史料,很难推断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但毋庸置疑的是,中长铁路的修复,无论是从经济,还从是战略方面考虑,都对苏联维持在东北的利益至关重要。当然,铁路修复工作客观上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影响。

   根据科瓦廖夫在1948年12月16日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派往东北的苏联专家小组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的路段”,共修复了大、中型桥梁62座,包括东北中部的所有大型桥梁。特别是,修复工作对东北战争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其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59]此外,专家小组还对中共东北铁道部队的筹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在1948年夏天,苏联专家组就培养出4600名各种类型的专家。[60]

   随着形势的根本好转,恢复经济成为中共东北局的首要任务。早在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在提出“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的口号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城市工商业”两大任务,特别是强调保护“城市工商业”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争取完全解放东北所必需的,也是充分支援全国战争所必需的”。[61]7月间,王首道在东北局城工会议上指出,目前工业建设“……缺乏组织性与计划性……缺乏资金器材与某些原料……还不能有计划地进行正常的生产”。[62]7月23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东北地区工厂中“最突出也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厂长掌握不了生产经营的全局,我们在技术上还是漆黑一片”。[63]8月间,陈云在向中央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指出,目前“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64]

   为此,陈云向科瓦廖夫提出,希望苏联能派出56名搞计划的专家到东北,“以协助他拟订东北的两年经济发展计划”。此外,中共东北局还请求苏联方面“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材料”。[65]9月8日,林彪致电斯大林。他赞扬了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指出后者除修复铁路外,还帮助制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对东北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确定了修复被毁坏铁路段“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动力的数量”。在电报中,林彪再次感谢斯大林对中国东北被解放人民的“帮助与支持”。与此同时,他还请求斯大林向东北派遣不少于100人的专家组,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与恢复和经营主要工业部门的一致方案”。[66]

   10月5日,莫斯科讨论了林彪来电。次日,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称经过9人小组交换意见后认为,“不应该向中国东北派出这么多的苏联人”。他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派遣10名苏联专家到“同林彪协商一致的部门”,并且“要向中央委员会机构提供相关候选人的建议案”。同时,“苏联人应当以专家、而不是顾问的名义被派到哈尔滨”。该电报还建议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委任一名有丰富党政与经济经验的同志,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以及林彪保持联系”,至于以后向东北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可以等毛泽东到苏联时同后者讨论。[67]可以看到,虽然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谨慎,但已开始从整体层面来思考东北地区苏联与中共的互动与合作关系。

   同时,为确保与巩固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苏联驻东北的领事机构也随中共部队的战线推移,恢复在各大城市的存在。10月22日长春解放后,苏联驻长春与哈尔滨总领馆人员、秋林公司、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影片出口公司、远东银行、国际旅行社和远东对外运输公司代表等一行14人组成委员会随军进入长春。入城后,该委员会即着手开设秋林公司商店、电影院和远东银行分行,并在长春中长铁路沿线设立了5个营业区。[68]11月初,辽沈决战结束,中共完全控制了东北。但这也激发了苏联驻东北机构的忧虑。10月30日,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赫鲁廖夫(Хрулёв)致信莫洛托夫,建议核查旅大地区所有日本不动产,特别是“协议区行政部门要外交部地方领事馆协调”,拟定协议区苏联公民财产清单,以及原属苏联公民而被日本侵占的财产清单,并归还苏联人所有未被归还的财产。[69]对此,外交部虽然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实际意义”,但也指出,应当“根据普茨茅斯条约,清点辽东半岛原属沙俄政府、却让给日本政府的资产与设施”,并依照该约审视“我们向日本提出的关于归还这部分资产给苏联政府的要求”。[70]

   11月6日,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林科维奇(МалькевичЛ.П.)致信苏联外交部副外长佐林(ЗоринВ.А.),称“为了向中长铁路的组织运营提供切实的帮助”,科瓦廖夫请求联共(布)中央与交通部向中长铁路管理局派遣200名铁路员工。[71]对于这一请求,苏联外交部并未立即回复。在中共方面,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中长铁路的整顿恢复工作日益加速。11月18日,中长铁路长春分局发布公告,称“现员工已增至二千五百人,吉长路已恢复全部正常运输,长哈、长沈路短期内即可通车,安沈线已办理客货运输”。[72]

   面对这种形势,19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Тункин Г.И.)收到一份电函,函中称,随着中共控制整个东北,中长铁路已经恢复运营,但在“此前处于国民党军事地带的中长铁路段,至今仍未有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因此,不可能实现对所有属于中苏共同拥有的中长铁路财产保障的监督,以及不可能确定军事行动给中长铁路带来的物质损失”,中共军队“毫无疑问”将经营那些已被解放的路段,拥有中长铁路的资产。然而,所有这些都应“依据1945年签署的有关中长铁路的协议,按照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展开”。鉴于中长铁路南段“集中了最大的有价值的工厂、器材库、修理厂、仓库、管理设施和董事会、地区、医院、学校、煤矿等等设施,其重要性数倍于北部”,因此“我们需要在北段施行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和经验的基础上对南段中长铁路财产进行保障,以防止被瓜分、损坏以及被视为战利品而遭抢占”。为此,发出函件的卡尔金(Каргин)中将请求,“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向中长铁路局派出不少于500名各个专业的铁路职工”,同时向中长铁路南段派出苏联铁路职工,“领导”属于中苏共同拥有的主要企业、工厂等。除了保障这些资产不被破坏或被抢占,还要保卫苏联指挥所站点,为以后最终解决中长铁路经营问题打好基础,“防止苏方份额遭受重大损失”。[73]

   由此可以看出,向东北地区派遣专家,不仅仅是应中共东北局方面的请求,更有着莫斯科方面控制东北的长远考虑。在此前后,发生于沈阳的“华德事件”,以及该事件前后中共方面的表现,进一步激起了苏联人的担忧。在此事件中,虽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充分照顾到了苏联驻东北领事馆的意见,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采取了一系列封锁、限制措施。加上此后东北局破获一起美国间谍案,而对美国领事馆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74]但在事件的最初阶段,中共东北局对美国领馆的态度应当说是相对开放的。甚至在东北局采取了恶化形势的措施后,中共中央的态度仍较为谨慎,更多是从“整个外交方针及策略”出发,“为未来的政策保留了一些空间”。[75]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称中共“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的关系”。[76]

   无独有偶,美国方面在此时期对中共的判断也相对乐观。一份标注日期为1948年10月13日的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报告指出,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报告认为,斯大林面临着“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它完全控制之下的艰巨任务”。然而,中国辽阔的疆域与庞大的人口,使其不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77]11月3日中情局一份报告直接断定,未来的中共政权“根本不同于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被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得多”。报告指出,未来中共政权“不可能在与西方隔绝的状态下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78]因此,12月间美国记者在香港释放出要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的信息。

   中共方面在处理“华德事件”中的相对暧昧,以及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摇摆不定,均极大地引发了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的警惕。11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立宁(Малинин)致电莫洛托夫,认为“中方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原因在于中共“缺乏上述领域的中高级专业干部”和“大量的大型工业装备和机械”。对中共来说,这些都必须从“外边”输入。报告认为,“亲美的”民主党派也将参加中共联合政府,届时他们将利用提供专家、机械装备以及建立股份实业公司等,“依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力图在中国,首先在东北,推行扩大美国影响的路线”。他建议要在东北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包括及时同中共方面“合作组建平等的股份企业”、“派遣各类工业专家,提供工业设备”等。[79]显然,上述报告所描述的情况引起了莫斯科决策层的关注。

   从11月底,莫斯科决策层开始对中国东北展开大规模的援助。11月24日,莫洛托夫批复同意向东北派遣200名铁路员工。12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制定草案,决定再向东北民主政权提供机车与3000余节车厢,并在大连修复车辆与生产设备,同时派出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铁路段进行修复工作”。草案决定再向东北地区派出170名铁路员工。[80]12月27日,已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在提交给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 А.А.)的书面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应当加快恢复我们在沈阳的总领馆。这特别紧迫,因为目前满洲与中国北部的政治环境将导致中国民主政权会就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转向我们的官方代表,而对它们做出及时的研究将因为我们在长春缺乏有经验的熟练工作人员而极为困难”。[81]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在12月27日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经否定了美国人“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和反革命分子“钻进联合政府及其机关”的可能性。报告不认为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中国还将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认为这种观点源自美国人“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内部力量和能力”,轻视了“东北经济改造、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7608.html
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