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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我的北大“寒窗”

更新时间:2016-03-05 22:21:42
作者: 张曼菱  

   1978年9月,我走进北大校园。

   在新生报到的那一排长条桌上,我查找到自己的宿舍:31楼427房间。

   从此入住四年,直到毕业,没有挪过窝。

   2014年秋,闻知北大要拆掉这批老楼,我专程前去探望。

   四壁清理如野,莺歌燕舞寂寂。往事涌来,填充这旧旷空间。

   当年,31楼可是全校男生盯着的最美女生楼。有男生写过诗:“啊,朋友,你到过31楼吗?”

   427房间,推门进去,右边靠窗的高床,是我四年的栖息地。

   那张床位置好,当时却没有安装攀登的木栏。先来的女同学,谁也不占。我到来,用手一撑,上去了。后来木匠师傅来过,宿舍里的人说:“不用了,她能上去。”于是那张高床就再也没有安装木栏。

   系领导吕良来视察,很奇怪,问:“是谁睡在上面?”

   大家说是我,他就见怪不怪了。

   一次,他走过二教的楼时,仰头正看见我从阶梯教室的窗口跳出来。云南人,飞檐走壁。初入学,校园就流传我“躺在草地上唱歌”的段子。

   在这张跳上跳下的高床上面,我酝酿着课外写作。

   从前父亲对我讲过:为了寻找好句,晚唐诗人李贺出门就背着一个布囊,想到什么就写成纸条,放入。其母翻看布囊,叹道:“吾儿是要呕出心焉?”

   李贺被称为“鬼才”,果然很早就死了。我一直琢磨,李贺是否也背着毛笔和砚台呢?古人写字的工具实在太不方便了。

   我把一张稿纸裁成几块,零散文思随时写在纸片上,夹进上课用的笔记本里,回来再塞到褥子的下面去。

   这种片断式写作,也形成我最初的风格。那时兴起“意识流”,我以为不稀奇。我的小说就是一段一段的,意象和情节之间没有过渡,没有多余的铺垫。

   上课,去听那些传递新鲜思潮的讲座,在这徘徊的文思中独步。头一年,可以说是“寒窗无人问”。每天我都兴致勃勃而又无处可诉。直到我遇上了一位“红学”研究生,正在社科院读书的鹏。

   与其说我们是谈恋爱的对象,不如说我们是“谈文学”的对手。

   从未名湖的石舫,到图书馆前的草地,无论是积雪的临湖轩还是夏荷田田的后湖,无论是知音相伴,还是独来独往;伴随着燕子和秋蝉来来去去,我更新自己、寻觅文学。

   北大校园,催生与包容了我稚嫩时期的文学探索。

  

桀骜不驯的“愤青”写作

   ——某种对“潜规则”的熟练,使写作变得平庸

  

   在北大的第一个冬天,宿舍里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我留下。

   那时我们屋里住满八人,总嫌拥挤。同学来路各异,初来相聚,难免“隔涩”。某些人对我不能相容。一下子人去屋空,我却感觉“失落”。

   醒过来,很静,看对面那些空空的床,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难道我已经被送进云南省监狱的4号牢房?

   窗外面的那些树枝,秃秃的,天色灰蒙蒙。

   传来一声“老北京人”喊孩子的声音。那时候31楼的一层还住着校工。

   原来,我在北大。

   时代的转换如此神速,还来不及驱散我刚刚离开的那个时代的黑暗,就在不知所措中开始新的生活。

   李后主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他是不幸的。而我刚好反过来,梦里不知在燕园,醒来恐是囚徒身。

   写了一篇《除夕之夜》:一个人留在学校过年,被敲门声惊醒,以为是来执行逮捕的人。其实是来投宿的人。小说发表于我和经济系七六级的老乡马军一起自创的手抄刊物《思索》,贴在大饭厅里。

   寒假结束,中文系收到云南寄来的“平反书”,宣布为我的“四五反革命案”平反。一式两份,中文系收取一份入档,给我一份。

   我曾在昆明医学院后勤片当工人,是团支书。1976年四月五日我率领全院举办“周总理追悼大会”,把花圈送到昆明的检阅台广场。一些老干部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其中包括后来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

   同年四月八日我被打成“反革命”,所写的大幅挽联被定为“反标”。我被看押过,被送到农场劳动过。有人扬言云南监狱已经为我腾出4号牢房。

   1977年我参加“高考”,名居榜首,复旦大学因为“政审”顾虑,没有录取我。本地的“走读”不敢要我。1978年我再考,北大来了,老师们想要我,到昆明医学院调查。一位同情我的李处长说:“为了纪念总理这点事,把一个年青人逼得无路可走。”招生组赵钰国、王树棣老师毅然录取我。

   回到宿舍,我正打算把“平反书”收进木箱,那是奶奶留下来的遗物。有人嘲讽道:“快收好了,以后好证明你是个好人。”

   我一听,不收了,跳下高床,当着众人面,将“平反书”几把撕成粉碎,扔进纸篓,转身而去。后来听到林庚先生的话:“我本来就没有接受过你们的罪名,现在也不接受你们的平反。”甚合吾意。

   班上支书尚新找我谈话,他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反‘四人帮’英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觉悟。”我被邀请参加班里党员们的组织生活。还有潘维民。

   “西单民主墙”出来了,上面通知“不要去看”。但我还是骑着自行车去看。

   支部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写得很“二”。我说:希望党能取消户籍制度,因为那是从元代开始,对人民的监控。

   宿舍里不断地有人到系上去告我这个那个,从系主任到班支书都找我谈过话。我发了一通言论:“你们成天盯着我穿戴什么,跟谁散步,我又不是茅盾郭沫若,我的穿戴也成不了文学史料。我若有才,你们也灭不了我。我要没才,你们也吹捧不出来。大家来上学都不容易,何苦浪费时间来盯着我?”

   邵燕祥先生在读了我的《北大回忆》后,跟我说,这是大学里的告密之风。这种风气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

   最近看到,“大学里的告密风气”已经祸及老师,直接告到了公安局,刀光剑影。我们那个时代,还有一点“师道尊严”。告密者有时会受到来自老师方面的指责。

   《未名湖》复刊第一期有我的诗歌《最后的夜》,写一个即将入狱的青年遥望恋人的窗户。从我很小的时候,从父辈和师长们的身上,我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一生都要准备失去很多。

   《未名湖》刊登我的小说《踏着世上不平路》。这标题源自俄罗斯歌曲《伏尔加河纤夫》里的歌词。一个女知青在赶街的日子里到镇上饭馆吃饭,因为被诬陷是“小偷”而出手打了洗碗工。当“革委会”的军代表来解决问题时,又因为对女知青好感,而开除了那个洗碗工。可是女知青并没有得到胜利的快感。镇上的人们对她避而远之。人们因为洗碗工失去工作,孩子失学而指责于她。而一位男知青指责她:“利用自己的性别与年青”。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父亲曾评:“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这使我明白:当你受到压迫的时候,不应该向更底层的人去发泄。

   我们一人一小捆《未名湖》,驮在自行车上,戴着明晃晃的北京大学的校徽,到街上去卖,很是兴奋。我带了一期《思索》去陈荒煤家,送给他看。

   他问,“现在大学里学生自己办刊物的多不多?”大概他想起了他当文学青年的时代。他推荐我的一篇短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有一天荒煤说:“你叫人家打开闸门,你的东西又在哪儿呢?”我就睹气不再去找他。

   在我还是一个被迫害的小工人时,荒煤来到云南,从一个记者那儿看到我在乡下茅屋里写的《驳李希凡》、《驳郭沫若》两篇文章。我谈《红楼梦》、谈《李白与杜甫》。他留下信给我。那只能算是“意气文章”吧。凭着一股子对传统文学的热爱,凭着记忆,我赤手空拳地写这种大文,向权威挑战。

   插队的岁月里我写的长诗《春城恋歌》,散文“我之爱情观”等,被知青们传抄:

   “清晨我在池塘洗脸/池塘水荡起细细的涟漪/就象少女脸上的细纹”。

   “华灯初上/我却逃亡在家乡的土地上。”

   “愿做水手同舟的伴侣,不做权贵门内的侍妾。”

   “滇池的水还是那么清吗/故乡的月还是那么明/那个热情的影子,她的骄傲和勇敢还记在你的心里吗?”

   这是最真诚的写作,它从边土茅屋的油灯下流出,在劳作之后的静夜里,如此坦率。那些暗中在知青中传递的书籍,和这写作,是我心灵的寄托。

   当时我写的心情,并没有想要别人读。

   记得第一次拿到那本刊登着我处女作的《当代》杂志时,我拉开抽屉拿出原稿,感觉那些印刷出来的字体已经把我的文章变样。我还没有学会“妥协”,对于更改我的每一个字,每一段细节,我都在内心里抗拒着,非常痛苦。

   成功的反映和热情从四面传递而来。很快我学会了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会了必须的格式和注意修饰与回避的“潜规则”。不管是“削足试履”,还是训练有素,总之我成为一个“作家”,交出可以“用”的、有光彩的稿子。

   回顾初衷,惘然若失。一种要完成一件什么“成品”的使命似乎绑架了我。

   当我获得职业创作的自由时,却在失去另一种更深层更内在的自由。文章在“驯”“雅”之后,会失去某种“达”,不透彻。很多年后,北大同窗京宁批评我的《北大回忆》:“写得‘太正’了”,她不满意我失去的狂野。

   某种对“潜规则”的熟练,使写作变得平庸。这正如《红楼梦》里的晴雯,如果失去了个性,她可以活下来,可却变成了“袭人”。晴雯没有了。

   所谓“成功之作”,是冰山一角。而冰山如果没有了,这一角也会消失。

  

   大潮下的疑云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1979年寒假,清新而安静的北大31楼,周围是卷起铺盖的高低床。427房间只剩我一个人了。

   每天,早晨我到未名湖上溜冰,下午伏案写小说。

   这篇故事,在上课的时间里我已经写出片断,纸片都塞在褥子下面了。假期我取出这些纸片,已经是一大迭,连缀起来,差不多都有了。

   小说《云》是一个走出黑暗的故事。女主人公一帆在环境与政治迫害的逼压下,毅然割舍青梅竹马的权门初恋,以“高考”作为跳板走出困境。这是我的影子。

   写完,窗外暗夜中雪地皑皑。走廊上寂静出奇。我去敲对面“汉语专业”的宿舍门,有个南国的女生明露也没有回去。每天我们都会见面点头。

她忙着来给我开门,打碎一只玻璃杯。地上在冒热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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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剑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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