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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我的北大“寒窗”

更新时间:2016-03-05 22:21:42
作者: 张曼菱  
我说:“我来告诉你,刚才一篇划时代的作品诞生了。”

   她一面收拾玻璃渣,一面说:“小心,别让时代把你给‘划’了。”

   在食堂里吃饭碰见同班的高贤均。他也没有回家。我给他看这篇稿子。他还给我的时候,说:“当代简爱。”

   高贤均兼备中西学养,后来他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我感激他将我的初作与名著并列。但从他的评语中,我预见到人们将对小说的主人公不妥协的个性留下强烈的印象,而对于背景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特征却没有太在意。一个依靠知识崛起的阶层与豪门的对峙正在来临。社会的发展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

   当年,高是班上唯一订有《苏联文学》的男生。每期来到,他都会借给我看。我们热烈地讨论着苏联那段“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其中从束缚到解放的过程,与中国正在发生的人们的精神现状如此相似。

   艾特玛托夫的《红苹果》、《查密莉雅》都是激动人心的新意小说。一个专心工作的人,在秋天的果园里忽然发现,他丢失了人生中最大的红苹果。一位美慧的农妇,没有等待她那成为英雄的丈夫,却与一个残废军人私奔了。

   个人的感情显出了重要性,社会性的价值观再也不能约束人们。

   抒写真实阅历与自我的时机也许来临,时代的文学大潮已来势汹涌。

   《北京晚报》开始刊登《晚霞消失的时候》,每天报栏那里都人头攒动。这样唯美的风格、敢于表现消沉与失落,怀疑意识的小说,也能够一章一章地堂而皇之连载。太过瘾了!

   这篇小说的完整风格和美学趣味,都高于过去我们秘密阅读的那些地下手抄本。在文化层次上,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过的优美的文学风格传承。甚至它带有一种西方与东方混杂的美学情调。

   陈昊苏带着团中央的人来北大开讨论会,当时我不知道,他与作者都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是具有特殊经历的一批人。那时还没有“红二代”这个词。

   我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太贵族化太悲观了。在艺术上,它是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过的“封资修”教育的最高美学修养。书中人物,在幻灭中是否对他们的“文革壮举”有所忏悔?也不得而知。

   中文系给我们揽来了一批活,给电影局看来稿,写评语,就可以获得“内部电影”的票。我看到了《罗生门》、《辩护词》、《拿破仑》、《飘》这样一批优秀的世界著名电影。《罗生门》对人性虚荣的揭示,《辩护词》对爱情的更新阐释都令我豁然开朗。

   我们与生俱来地被教会要回避很多东西,即使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视野中,触及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依然被习惯训练得巧舌如簧。在中国文学中,很长时期来,文字与心灵总是有一种“隔”。中国文学已经背离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优秀传统,所以离世界级的水平日远。

   我不喜欢“伤痕文学”,一时也来得太多了。看着那些亲情厮杀的回忆,人很痛苦,仿佛失去思考的能力,痛苦得都麻木了。“伤痕文学”承担了时代急迫的“控诉”任务,列举出很多的社会案例,但是多数缺乏文学的意趣,其实讲的都是一些常态和常识。

   面对中国社会的病态畸形,“伤痕文学” 有“拨乱反正”的功效。然而作者与社会来不及思考更加深刻的东西,所以整体“伤痕文学”的深度与对人类的价值,无法与陀斯妥耶夫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著相提并论。

   班上吴德安同学写了一篇《回声》,很有境界。当一切平静以后,劫后的人们痛定思痛。但后来吴没有继续写小说。

   在校园跳舞的风潮中,京宁同学写了一篇《舞会之后》,描写一位女生开始反对跳舞,继而对别人跳舞发生强烈的忌妒心,最后发现自己被冷落的局面。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校园里的风光。却被人告到系里,专门开班会,说是“影射了某位同学”。直到今天,再没有看到京宁写小说。

   《读书》复刊了。印象最深的是在那封底有丁聪的漫画和陈四益的小文。每期到来,首先就要看这个,一种智慧包裹下的尖锐,可谓是“大解朵頣”。没想到多年以后,会与陈四益先生成为朋友。

   因为我研究《红楼梦》,红学研究生鹏走近了我。在看完《云》的初稿后,他向我表示祝贺,还帮我修订了一稿。他勉励我,日后要“一唱雄鸡天下白”。

   《云》是秘密的内心独白:

   “那个美丽公主与英俊王子在绿草地相遇的童话,不属于我。

   “爱情永远是单枪匹马夺得的果实,离受宠者很远,可能离我却近。

   “别了,我的多云的小城,多云的青春岁月。我的归宿不是爱情。

   “我不是在飞来,也不是在飞去,也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了要在云层间飞。”

   那个年代,说不上是“博弈”,只能说是下赌注。一切都太迷茫,无章法,新旧交替,希望迫切,又不着边际。《云》的前途,就是“下注”。

   在一次下课时,我很冒昧地把《云》的稿子给了洪子诚老师。第二次他来上课的时候,带稿子来还我。

   教室门口,他上下地打量我,说了一句:“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说这小说好,还是说不好。

   《十月》登出了《公开的情书》。这个层次的东西,我喜欢。它表述了我们在黑夜里的那一份迷茫与求索。我寄出了《云》,被《十月》退稿了。

   文艺理论课提到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我觉得他会理解我这篇写眼前故事的小说,到北大邮局买一个信封把稿子寄出去了。

   秦兆阳回信说我“不懂小说的章法”。我反唇相讥,我说“你懂什么是意识流吧?”不料他很快来信,他约我到北池子他家里见面。

   他很和颜悦色,从我这儿了解当代大学生们的情况。对小说没有再提一个字。我知道,他的理念和判断还是那样。

   后来我们在《当代》的颁奖大会上相遇,秦兆阳先生祝贺我,说:“你赢了!”

   1980年冬,沉浸在恋爱中、在小说的运筹帷幄中的我,突然在一夜之间改变轨迹。一幕壮观的历史大戏突兀上演,北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新的潮流吸引了我。我成为第一个“女竞选者”。

   鹏表示“大跌眼镜”,我们分手。

   次年春天,外文所陈焜先生到北大来讲弗洛依德,他是我昆明老乡。我到中关村去找他,把《云》的稿子给他看。他非常赞赏,并拿给文学所的张烱看。他说,张烱评价很好,说等“有机会”帮我推荐。

   人们对《云》隐约地表现出一种担心。《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责编章仲锷直接表达过,“《云》太阴暗了。你不怕别人说你自恋吗?”

   《云》的发表是曲折的,韦君宜很喜欢它,但她叫我,不要作为处女作,放一放再发。在《美丽的地方》发表之后,北大老师孙玉石将它推荐给他的同学吴泰昌。《云》发表在《收获》1982年第四期。

   在中国写作,你不能直接瞄准“奥运会”,你必须在“地方运动会”上按本土标准比赛,否则成绩无效。我以为,《云》在艺术品味和人文追思上,正是对“世界名著”的一个向往,它具有“跨文化传通”的某些信息。

   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们千方百计地回避“自我”,假装“无我”,动辄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一个“我”出现了,就会触犯众怒。

   按父亲的嘱咐,我一进北大就去读《胡适文存》。胡适讲到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是那个年代不能提胡适。

   中文系谢冕老师开创了“矇眬诗”的大课,听众如云。那时我们都爱读舒婷的《致橡树》。这正是“自我”的解放与张扬。可是谢冕不久被迫停课了。

   那种听凭着思绪、回忆、挟裹着“我”的积累与文学滋养,个体流露的自由之路,多年之后,我在写作《中国布衣》的过程中终于找回了它。

   这是当初我写《云》的路子。有一句话:“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边地”人文、异军突起

   ——打开看信,我坐在高床上,垂着双腿,泪如雨下

  

   1981年夏,校园刚刚经历了一个动荡之年。

   带着竞选之后的压抑和失恋,我考完最后一门功课。

   上午出考场,回到宿舍,把一块肥皂裹在几件脏衣服里,放进帆布包。吃过中饭,我出校门去天津港,从那里上船到大连、青岛。南蛮子要看海去。

   上了海船,我拿出衣服来洗。两位海军学院的学员帮我登上船长室,居高临下,一碧万顷。蓝白条的裙子挂在旗杆上迎风招展。

   我高声吟唱:“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八十年代的人们服装单调。上了火车,人们都在啃大苹果。大学生们凭着校徵认同,在火车上喧哗。他们聚集在一个车厢里,大谈传闻中的“北大竞选”。

   我把北大校徵收到书包里,坐在百姓堆去。

   听他们说到:“北大学生打碎了玻璃窗,罢课竞选”时,我站了起来,大声说:“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亮了一下校微。他们一时哑了。改了话题。旁边的陌生人递给我一个苹果。

   出门来“见世面  ”,我的感觉千篇一律。

   在大平原上,人们在假日乘坐火车奔来奔去,为了那一刻的拥挤的海滩。

   一位法国作家说:“所有大城市的居民都是相似的。”

   外面的人们并非见多识广。这里的人们从小到大,没有想象过有傣寨那样的地方,那样别出一格的说话,生活,和追求美、爱美如同生命的地方。

   在傣寨,老乡们鼓励我“小姑娘,要穿花花裙”。而在北大校园里,因为我戴了一顶与众不同的皮帽子就引发轩然大波。

   谁更先进和接近人性?谁更落后与愚昧?

   在刚刚结束的北大竞选中,我受到班里人很多不正常的攻击。“与人奋斗”的哲学使人们迷失了快乐生活的路径。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发出的启蒙却已经惘若隔世。

   我的云南边地虽处偏僻,质朴的内心是自然和包容的。云南的生活样式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在这个时代有一股生命力和价值。“高考”使我到达“象牙塔”,这是神奇之旅。我的任务就是要讲出这别样的一番话。

   那些蜗居市井的人们,他们没有理由进行“地域歧视”。从方言的口音歧视到人身贬斥。当年在大学宿舍和教室里,除了北京和上海的女孩子,其他地方来的女生都要竭力地掩饰自己的本色。

   带着东海礁石、贝壳和海水留下的鳞伤,回到人迹稀淡的北大校园。偶尔遇到几个同学,还在为考试“对答案”。

   暑假还剩下二十多天,我要把傣寨的故事写出来。

   遥远的时空距离,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青春旺盛的民族。

   爱美是最突出的性格。少女们在赶街天花钱去照镜子。浙江人扛了面大镜子来。摆在街上,用布蒙着,交一毛钱就撂开布,让你照一下自己。于是傣族的小姑娘们就有了过节一样的热闹。她们穿上最得意的花裙,排队去“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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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剑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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