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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鸿:和平复兴的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与新型工业化

更新时间:2006-06-04 18:24:59
作者: 赵国鸿 (进入专栏)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已在总体上跨越了追求温饱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一时段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既为加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又由于各种矛盾、问题的凸现而带来严峻挑战,这一历史时期对每一国家都极为重要。如果应对得当,经济社会就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而如果“差之毫厘”,就会出现失业剧增、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间畸形发展、社会矛盾恶化、生态环境失控等问题,掉入“拉美陷阱”,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经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威胁着下一步的发展,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

  

  首先,我国的工业化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其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在扩大、延伸,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各国纷纷制定措施,应对变化,力求抓住技术革命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革命发生并产生新兴产业时是各国共同的起点,落后国家若能抓住机遇,便不会在这些产业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甚至有机会跃至领先地位,通过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新技术扩散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赶超。从历史来看,不乏先例。19世纪后半叶德国就是抓住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引发的化工、电气等新兴产业形成的机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飞越。

  其二,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世界成为“地球村”,世界范围的信息、资金、技术、商品、人员流动加快,各国经济和市场更加相互开放、相互依存。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高度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既有有利因素,又有不利因素。

  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制约了工业化的推进,沿袭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

  1. 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拉大,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地区间差距也在拉大。2003年城市化率只有40.53%,还有59.4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2001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89:1, 2002年到了3.1:1。2002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 。

  2. 产业结构不合理。2003年三次产业比例为14.8:52.9:32.3,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不足,用三种国际上常用的指标衡量,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低10-17个百分点,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另外,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不合理。

  3.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5%左右,达到了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但第一产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还在50%左右,远未达到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应低于20%的就业结构要求。未来20年,还需把2.2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而目前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仅为3.5亿人,即要增加60%,沿着以前的工业化道路走,难度很大。

  4.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劳动生产率较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很低,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笔者认为这一数字有高估成分 ,与可持续发展一章中表3-1世界银行的数值相差较大,但的确反映了我国能耗高的事实。近年来,增长的粗放性有所抬头,扣除物价因素后,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为24%,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年仅次于1993年的25%。2004年前两个月,投资同比增长更高达53%。按经济增长的三个来源(投资、消费、净出口)测算,“2003年投资的贡献达到70%,消费的贡献仅为30%左右,” 全要素生产率(TFP,即包含制度与管理创新在内的广义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 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大体相当,可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及其货币表现--资金的拉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增加GDP约5000元,而自1998年至今,每万元投资只能产生2000多元的GDP。单纯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即使尚未走到尽头,也已是强弩之末。

  依据世界劳工组织2003年8月31日的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为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034美元。而我国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才10600美元,长江三角洲为95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仅6800美元。2002年我国全社会劳动力生产率只有14211元/人,仅略高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12422元/人)和人均GDP(8184元/人)。我国的全社会增量资本产出率(维持一定产出增长率需要的投资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2倍左右,近几年已上升到4-8倍;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9.45%,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为5.62%;流动资产年周转不到2次。

  5.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大挑战”。如果按照以往的工业化道路,资源将是我国实现工业化不可克服的硬约束。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的1/2;2000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平均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人均淡水资源是世界的1/4,2000年世界平均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人均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2000年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2002年我国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2003年我国消费了约16亿吨煤、2.5亿吨石油、2亿多吨钢材、8亿吨水泥,其消费量大于GDP总量比我国多二倍的日本(石油除外)。照日本工业化高峰时期每年人均一吨钢材,两吨标油的消费水平,我国到2010年人口达到14亿时,每年需要28亿吨的标油、14亿吨钢。美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00多亿吨石油和近50亿吨钢,日本则用了30多亿吨石油和近11亿吨钢 。英、美、日在其工业化期间,人均累计钢消费量分别为22吨、20吨和17吨,美国和日本人均铜消费量为400千克和220千克。现有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以超过发展中国家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矿产资源人均消耗量实现少数人的工业化的。按照人口比例,我国要实现工业化需要的石油、钢和其他资源是一个天文数字,世界资源供应难以支撑。显然,因循工业化国家的老路,中国是很难实现工业化的,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之路。

  6.生态环境已难以承受传统工业化之“重”。近几十年我国高速的工业化已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已经非常严重,对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仅1995年一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875亿元,占当年GDP的3.27%,人体健康损失171亿元。 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8%。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估计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0%。

  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已经200多年,但全球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仅64个 ,占全球人口比重不足20%。而我国现在人口占世界人口21%,到2020年人口约有14亿多,超过迄今200多年来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中国如能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变迁,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也极具挑战性。传统工业化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此开出了“药方”,新的发展阶段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胡锦涛同志还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具体来说,就是我国下一步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新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要以“新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指“发展”要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核心和前提,“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全面、协调、可持续”指发展要兼顾经济社会政治、人与自然、城乡区域间、国内与国际、当代与后代等方方面面,实现永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的“发展”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是全面、协调的发展,是新发展观下的发展。新发展观的树立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例如,不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和财税体制,地方政府依旧会有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从而导致政绩工程的泛滥,才有开发区的盲目圈地运动,才有了生态、环保的软肋......没有这些配套的改革,单纯靠政治运动式的推动是无法真正树立新发展观的。

  凯恩斯曾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发展观的完善和调整必将对我国新时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更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克服上述六大问题对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制约。

  国外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从另一角度启示我国必须丰富发展内涵,转变增长方式,走新的工业化之路。1994年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论文指出依靠高储蓄和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这一结论也在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2003年1月,世界银行名为《创新的亚洲:增长的前景》的报告也指出,资源投入是东亚过去的主要增长来源,但东亚的未来将取决于创造一个促进创新的环境。在过去30年中,东亚成功的发展模式带来了高速增长和减贫成果,但“东亚如果不从生产要素集约型的生产模式转向技术集约型的生产模式”,未来的增长速度就会减慢,出现收益递减。

  国外的这些研究正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相合:新世纪我国发展要用“新发展观”作为指导,工业化必须 “走一条新的工业化之路”。

  

  二、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我国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靠传统工业化之路实现工业化的不可行,也曾探索研究过“跨越式发展”、“技术进步推动型发展”、“集约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结合”、“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可持续性”等措施,但这些都只是就工业化论工业化,试图通过一些具体措施的改善来寻求新的发展,没有从宏观战略高度提出系统、全面、创新的思想,没有从方法论的调整来解决问题。

  在上述的大背景下,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之路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它是执政党确立的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之一,是总结了国内外工业化的经验,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情作出的根本性战略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工业化路径的重大转换,它既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工业化的经验,又吸取了200多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既立足于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又与时俱进把握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赋予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特定内涵。“新型工业化”是一个新的提法,是时代性、地域性很强的特定概念,具有全新的内涵和路径,是我国为实现战略发展目标,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据我国的自然、经济、科技、社会、人口等条件作出的选择。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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