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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

更新时间:2016-03-04 10:40:17
作者: 章启群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种行为展示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则是轴心。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除了道统的传承、光大,师的人格意义亦为中华文明之特质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直接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教、佛陀、大阿訇等,师实质上兼有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职能,兼有主教、佛陀、大阿訇等的职责。在古代中国,道德历来与文章并论,人品比学问更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为师者的双重要求。孔子为后人尊崇为圣人,是“万世师表”,亦为全体民族的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成为中国文明中之道德基础。以后历代之为师者,即是这种社会理想的传承人和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师之行为方式,不仅为智识阶级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虽然可以说,道为师所存之根本,而更应该说,师之所存为道之具体体现,或可以说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见,古代中华文明中之为师者,虽不能说与西方圣徒相似,却肩负着学术、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传承中华文明之圣火,贯通几千年圣贤之血脉。

   新学之兴与“师”之隐退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转型,师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从社会生活中自然退场了。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直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四部之学”之知识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形态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当下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当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学科建构中则异常困难,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譬如说,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意义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经”部被肢解,经学消亡。“经”部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经师”因此自然消失。读经、修身、科举这种传统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废弃,师与道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师”的退场,导致读经、修身活动消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师”的缺失及其社会问题

   师的退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一种文明形态的转换。

   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续、发展的,更不可能辉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照此推论,中国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中国只能成为现代化的“独轮车”。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这种“独轮车”式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当下虽然也有一些“国学院”“儒学院”和“书院”,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消亡了。读经修身这种启蒙必修课的废弃,拆毁了智识阶级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精神虚无化。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为师之道在今日中国已经空心化。而为师之道的空心化,其虚无的深度和烈度要远远大于官员、商人的空心化。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官员、商人。由此而导致的虚无主义,是当下飘荡在中国国人心灵深处之幽灵。(参考阅读:《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虚无主义与当下价值观的重建》)

   师的退场也导致社会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为师之道与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两者之间内在相通。故钱理群先生悲叹:今日如北大、清华这等高校,所培养者亦不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根由,也应了韩愈《师说》之言:“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核心价值观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无非只有两种选项:或者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过学校承担这种教化功能。如果第一个选项没有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试想当下中国,除了在学校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体制上说,为了培养经师,则必须设立经学院。大学与经学院可以独立运行。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学术上也能够互补。大学必须是现代化教育,西方大学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应该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

   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如何延续、复兴,应是当下中国有识者之首要课题。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兴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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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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