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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 赵毅: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更新时间:2016-03-04 10:29:38
作者: 刘晓东   赵毅  

   “儒为名高,贾为厚利”[1] (卷十九,《詹仰之墓志铭》),中国封建社会的士人,无论是追求立功还是立言,以知识求声名都是“士”的一种核心利益需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不患人之不己知”的问题,并云“患其不能也”[2] (《宪问》)。所谓的“己知”就是使人了解、认识自己,这实际上就是确立声名的过程与基础。不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士人“声名”的高下一方面取决于其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创新程度,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士人而言,“名以才出”的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是以社会交往的渠道来完成的。于是,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就成为士人社会交往生活中一个潜在的利益需求所在。

   晚明士风之变,最常为时人及后人所议论的,莫过于士人的“纵适”与“狂狷”。今人多将此看作士人文化人格的一种表现,来探讨其文化生活的演变与文化观念的变容。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格总是孕育、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人类社会交往的生活。正如美国学者彼得•布劳所云“谈论社会生活,就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3] (P13)。因此,无论是“纵适”还是“狂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士人社会交往行为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说,晚明士人的“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际上亦隐含着一定的社会交往的内涵。

   一、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两极分化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的两极分化,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前者是指士人通过对缙绅士大夫等高层社会群体的极力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社会交往方式。即时人所谓的“趋利好名苟德为志”[4] (卷五)。后者则与之相反,是指士人通过超越常轨、乃至具有一定反叛色彩的“恣放”与“寡合”等交往个性的极度抒发,使自身多少游离于世俗交往圈之外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

   晚明士人“纵适游讨”的典型非“山人”莫属。晚明士大夫“乃皆留意艺文之事”的社会风尚,为山人的崛起创造了契机。尤其嘉靖之后,山人已“接迹如市人”了[5] (丁集上,《吴山人扩》)。以致时人讽叹道:“古严泽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6] (卷一,《朝玄阁杂语四十则》)晚明的山人虽以隐士自命,但大多既不山居泽处,也不以隐忍含弘为志。而是游扬尘世,“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5] (丁集上,《吴山人扩》)间,博取声名利禄。对此,时人陆可交深有感悟,他曾对当时著名山人陈继儒说道:“子虽遁,亦而好以贤智先人,是求显也,何足语至人之道。”[7] (卷五四)山人亦因此而颇受时人“当岩居穴处而奈何日置足朱门”[8] (卷下)的呵责与讥讽。

   山人的“遨游缙绅”,本无可非议。晚明的山人大多是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以文墨糊口四方”的贫寒之士。因而其社会交往的过程,往往也是其治生的过程——即通过接受缙绅士大夫的馈送、赠遗维持生计,也就是时人所云的“打秋风”。青城山人沈仕便因客游京师权贵,得诸贵人“赠遗累千金”[9] (卷三八)。而余山人济之则“常治小舟系所居畔每所游吴越间,好事者赠之满舟,即还,……或时召博家一掷而尽,则又泛空舟出游而返,返复如初”[10] (卷四五九,董份:《余山人墓志》)。这种交往与治生的高度合一,一方面使山人不惮“问舟车于四方”的劳苦,奔波尘世,广交缙绅,“岁月老于车马名刺之间”[11] (卷十四,《女山人说》),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决定了其于社会交往中的依附性。万历时人沈德符,就颇惑于士大夫对山人之青睐,并做过一番调查,其云:

   “先达如李本宁、冯开之两先生,俱喜与山人交。其仕之屡踬,颇亦由此。余尝私问两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万万倍,何赖于彼而惑昵之。则曰:此辈以文墨糊口四方,非奖借游扬,则立槁死矣。稍与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萨普度法也。两公语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诚言,然不敢深诘。近日与马仲良交最狎,其座中山人每盈席。余始细叩之,且述李、冯二公语果确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爱怜亦有因。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宜仕绅溺之不悔也。”[12] (卷二三,《山人愚妄》)

   可见,“善迎意旨”、“曲体善承”是山人见宠于缙绅士大夫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晚明山人与士大夫阶层社会交往的一个普遍特征。即便如王稚登那样的知名山人,也多因这种“曲意善承”而为时人所嘲[12] (卷二三,《王百谷诗》、《山人歌》)。于是,维系社会交往秩序的道德与人格准则,也在山人的这种攀援阿附中日渐消逝,“今天下尤多游客,大都趋势利,与鸟雀翔集,蓬蒿盛衰,何知仁义”[13] (卷十四,《王先生行状》)。一些品性低劣的山人甚至依仗这种特殊关系,交通官府、欺世害民以谋厚利,以至“天下之望而秽其名者久矣”[11] (卷十四,《女山人说》)。冯时可就曾云:“虽然山人中有如管宁、黄宪者,吾且执脯tǐng@②师之。有如孟浩然、陆龟蒙者吾且执鞭镫随之。舍此则皆百尺楼下物也,远之可也。”[8] (卷下)

   “狂狷自现”与“纵适游讨”,在外在的交往特征上着实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诸如“游食四方”的生存方式,与“违礼背道”的生活理念。但“狂狷自现”的社会交往方式,既不遵从传统道义观念的约束,也不象“纵适游讨”那样迎合现实生活中逐名求利风潮的涌动。而是以“名利悠悠两不羁”的“适性”与“舒放”为圭臬,通过几为社会所不容的、近乎病态的自我表现与心性抒发,来寻求真正“心志相通”的知己之士。徐渭就自称因“傲”、“玩”,且“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免袒裼似玩,人多病之”[14] (卷二十六,《自为墓志铭》)。唐寅、祝允明亦因狂简豪放而“见嗤于礼法士”[12] (补遗卷四,《著述•祝唐二赋》)。而他们自身也将那些“礼法”与“趋利好名”之士看做是背弃人性、俗不可耐,“正不必交”的庸众之人。并于“惟思得古豪宕奇逸之士,相与上下于数千载之间”[15] (卷十八,《与方子瞻书》)的渴慕与“惮近礼法之儒”[5] (丙集,《祝京兆允明》)的自洁中同世俗交往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游离。

   狂狷之士既不为名利所羁,也就不以趋炎附势、屈己下人为尚,“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16] (卷一,《桃花痷歌》)。周伯川“每至人家,辄索酒痛饮,醉则飘然而去,略不辞谢。或讶之;则大声曰:吾所饮食者,乃天地间物耳,於汝何与”[17] (卷上);郑琰遨游闽中,寄食于富室吴生家中,吴生对他亦“以上客礼之”,他却“醉辄唾骂主人,呼为钱虏”[5] (丁集中,《郑布衣琰》)。相反,在社会交往中对权贵的蔑视,却常常成为他们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mān@⑦骂五侯与七贵,相知或下沧浪泪”。嘉靖时,徐渭就因谢榛的被逐,嘲讽当时之文坛盟主王世贞、李攀龙“鱼肉布衣无顾忌”[18] (P217)。自称为“清狂生”的郭诩,“贤人高士与处意倾洽,出肺肝相示,贵达挟矜傲不欲见,见不欲数数往,语不合望望去不顾”[10] (卷四六六,刘节《明清狂郭君墓志铭》)。金大舆则狷介寡合,“南都贵人多访之,避去不答。少所与游者,虽贵犹mān@⑦下之”[5] (丁集上,《金秀才大舆》)。周懋明却好诋毁名贤,“作《史断》一书,眼前之人不足以供其唾骂,乃进而评陟千古,……洗垢吹毛,寻其瘢痣,热唱冷嘲,乞一生活地不可得”[19] (卷五,《周宛委墓志铭》)。而唐寅更公然将这种不羁的玩笑开到了内阁大学士王鏊的身上。他在为王鏊所作的寿诗中云:“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20] (卷五,《唐伯虎漫兴》)“绿蓑烟雨江南客”是唐寅的自称,“白发文章阁下臣”则是指王鏊。他不仅将自己这个“江南客”同声位显赫的“阁下臣”纳入到“同在太平天子世”的对等境遇之中,还以“空手”来形容王鏊这个“阁下臣”,潜在地将自己比作了才高识远的“高手”。而“高手”碌碌于江南烟雨之中,“空手”却位居清华“掌丝纶”。

   相较于士人社会交往的理性模式而言,无论是“纵适游讨”对缙绅士大夫的攀援与阿附,还是“狂狷自现”对权贵的狂傲与蔑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失范的社会交往方式。前者因交往道德与人格准则的丧失,而导致了士人社会交往的自我离异与依附;后者则由于超越常规的自我标榜,于极度“异他”之中而趋向于对世俗交往生活的一种游离。这种失范的产生,固然与士人社会交往性格、观念等个人差异有关。但当它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出现的时候,也就不能不说亦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所在了。在很大程度上,晚明士人这种社会交往的失范,乃是于社会变迁中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士人对社会交往困境的一种摆脱。

   二、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在冲击着人们传统社会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士林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并使士人——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社会交往生活陷入一定的困境之中。

   1.奢侈之风的盛行与士人社交费用的激增

   “朋友之道,德业相长为本,饮食燕衍其末也”[21] (卷五,《答野节》)。社会交往中的品茗啜茶、筵宴会食虽非出于物质消费的目的,却因这一物质形式的存在而变得更具情趣、更易交融。适当的经济投入,对人们的社会交往也常起着一定的润滑作用。但当其投入比重过高,并成为一种经济负担的时候,也同样会成为社会交往的一种阻滞与障碍。

   明代中叶之前,世风淳朴,不惟庶民就连缙绅之家也以节俭为尚。据《通州志》所载:“吾乡先辈,岁时宴会,一席而宾主四人共之,宾多不能容,则主人坐于宾之侧,以一瓷杯行酒,手自斟酌,互相传递。肴果取具临时,酒酤于市。惟其土风,不求丰腆。”[22] (卷二,《风俗》)然而,晚明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观念演变,社会交往中的奢侈僭越之风日盛。尤其士大夫与豪商大贾,更“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23] (卷四,《民风解》)。同为通州,晚明之时“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其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夺之,以得者为豪雄”[22] (卷二,《风俗》)。于是,士人也于他们的“导奢导淫”之下,卷入了这一社会潮流之中。吴江士吴曾羽就好交游召客,“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五六里相连”[24] (《吴文学》),可见其饮食筵宴之盛况。而侯方域亦尝挟万金结客于金陵[25] (《吴副榜传》)。当然,这些贵胄公子,有其雄厚的家庭经济为后盾,其社交交往中的奢侈与铺张亦不足为奇。但这种风尚在中、下层士人身上也有所体现。自称松圆诗老的程嘉燧,不惟自身好客喜游,其子也承袭父风“不事生产,经营拮据,以供其求,左弦右壶,缘手散去”,嘉燧却以“好事好客称其家儿”而自喜[5] (丁集下,《松圆诗老程嘉燧》)。昆山张大复家虽困窘,客至却必“蔬炙杂进,丝肉竞奋,参横月落”,以至家无晨米之炊[26] (卷五四,《张元长墓志铭》)。而从阳士陈fǎng@①更是“顾好客,客益盛。时时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觞,流连日夕,皆鬻产称贷为之”[27] (卷十三)。

不惜金钱的好客自喜固然体现了士人慷慨的性格,但当这种慷慨超越了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也就日渐转化为影响士人社会交往的一个障碍。姑苏袁安节家境贫寒,每与同学文会都“携饼饵数,事就僧舍啜茗饮一杯。强与会食则不可,曰:吾贫生,不能与诸君往还相酬。日溷之诸君,吾且不敢厕末席耳”[28] (卷下,《安节袁公》)。沈周的业师陈孟贤就曾因社会交往中的俭素而被时人所嘲笑[29] (卷九)。于是,与其因寒素而取辱,莫若屏交游而自重,也因此成为一部分中、下层士人的交往选择。“教授乡里,以著述毕老”的邢参就“耻干谒,朋友之门亦罕投迹”。这固然与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有关,但与他“家贫……客至或无茗碗薪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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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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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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