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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更新时间:2016-03-04 10:25:18
作者: 李学勤 (进入专栏)  

   这些简帛佚籍的出现,对于促进中国学术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些新发现简帛佚籍大部分都是我们未曾看到过的古书,据此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和认识当时的学术状况。比如,数术和方技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典籍。在《汉书•艺文志》中,数术、方技各占一类,数量很大。如数术类有190家、2528卷,但目前传世的仅有一部《山海经》。近年来发现的简帛佚籍中有许多部分为数术和方技,今天我们所讲的“科学”,中国古代时归属在方技和数术之中,我们今天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肯定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机会,而当前这种有利的研究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战国以来的竹简帛书,大多数都是前所未有的佚书,这等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地下图书馆,使我们对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有了一个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过去人们不大知道古书是怎样形成和流传的,发现这些简牍帛书以后,方才得知古书的形成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纸、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古书的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师传和口述,失传和作伪均不足为怪,但这也为通过出土简帛对古书进行鉴定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些当时的原本书籍就是鉴别的依据。比如过去的疑古派,包括日本的学者都认为没有《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只是《孙子兵法》的误解,从而将它彻底否定。但在19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一起被发掘了出来,还原了这部著名兵书应有的学术史地位。

   再比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所述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平王(楚平三)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后经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有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

   此外,通过出土简帛佚籍,我们不仅可以为某些古书证真,还可以为某些古书证伪。比如,东晋时开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经过宋、明、清几朝学者的考证证明它是一部伪书。可是一直到近些年,仍有人在为其翻案。现在的清华简中出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进一步证明伪古文《尚书》是伪书。“重写学术史”不是要把过去认为是假的都要变成真的,也绝对不会后退到“信古”的阶段上去。

   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比如,过去多数学者认为黄老学派讲的是隐士思想和清静无为等,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书》,一看就是黄老学说,其思想却完全不是隐退的,而是进取的,甚至还有关于战争的论述。这样再去看战国时期有关黄老的文献,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再比如,1956年信阳长台关1号出土的一批竹简,因内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儒家气息比较浓厚,所以起初以为是儒家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山大学的几位学者指出,竹简的内容与《太平御览》所引《墨子》逸文相同。再经查对,传本《墨子》书里也有“三代”、“先王”、“周公”等词。因此,推断长台关这组简是《墨子》佚篇。其中,有申徒狄与周公的对话,周公不是周公旦,而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人。这个《墨子》佚篇的发现的确很重要。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墨子》佚篇的内容与传本《墨子》中的《贵义》、《公孟》等篇相似,而《贵义》、《公孟》以前被认为是很晚的作品。现据《墨子》佚篇可知,其写作的时间并不晚,至少在战国中期就出现了。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墨子到过楚国,见过楚惠王,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作品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章,实际上并不晚,可能为墨子下一、二代人所撰写。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与秦简一对照,便知确实是秦人的手笔,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称“王”,有的地方还称“公”。可见后者应该是秦还没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如上述佚篇的年代相差不远。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尚书•洪范》、《易传》、《老子》、《鹗冠子》等书篇的成书年代,均可由新出土简帛的相关内容作出重新思考。

   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史中的许多内容需重新考虑。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的《诗论》,多有孔子对《诗》的论述,更值得注意。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银雀山简吴、齐二《孙子》与《尉缭子》、《六韬》等等,为兵家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与此有关的,还有张家山简《盖庐》等。简帛中兵、阴阳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所未见。《汉志》中数术家书众多,但久已无存,简帛书籍中的这一类书填补了这项缺憾。方技类书对探讨中医药史极有价值,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些上文已经说过了。

   第四,可对古代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例如,关于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学的渊源问题。过去的学者多以为其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得知汉初黄老道家的渊源在楚地,齐地的道家非其主源。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中,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和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老子》的作者是楚国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老”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方特色,前人很难说清。现在通过对这些帛书的研究,可以知其大要。《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流多侧重于北方,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了这一缺环。

   黄老之学在战国中晚期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实权的法家人物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等,都以其学归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仍把黄老列为首位。通过对楚帛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这或许会成为打开中国学术发展史中许多疑谜的重要钥匙。

   第五,可以重新为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进行学术史定位。比如楚国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以书籍为主要内容的随葬竹简,已经发现了好几批,最早的如信阳长台关简,后来的慈利石板村简、荆门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加上现在正在整理研究的清华简,其内涵之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的想象。这些简都出于战国楚墓,当然是由于当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条件特殊的原因,但也充分说明了楚国学术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往的历代学者,常视楚国为蛮夷之地,似乎没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偏见。重新考虑中国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有关的材料和研究条件已经逐步趋于成熟,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的学术史,肯定会别开生面。

   出土的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发现本身。比如,简帛《周易》肯定对研究《周易》有意义,简帛《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简帛《孙子》对研究孙子具有学术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简帛佚籍所显示的当时学术面貌,同我们过去的估计存有较大差异,这便向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提出了大问题。而且,从先秦到汉初是中国文化经典形成的时代,因此,这一时代典籍文献的新发现不仅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简帛佚籍出土,证明我们今天的学术史很有改写的必要。

   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都源于新发现,“重写学术史”正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面对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中国古代学术史定会得到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定会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1]钱穆. 国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顾颉刚.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缘起[J].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月.

   [3]王国维文集:第4卷[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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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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