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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再论“辞”

——“辞”的产生及“言外”观念之消亡

更新时间:2016-03-01 11:48:06
作者: 孟昭连  

  

   孟昭连,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摘要:笔者曾通过对古代相关材料的分析,说明文言语气词的非口语性质。本文延续之前的论述,进而展开了两个论点:其一,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决定了口语在转化为书面语时语气的缺失,“辞”正是为弥补这个缺失而产生的,所以非口语的“辞”进入古代书面语具有无可避免的必然性。其二,概述了许慎的“意内言外”观念在清代的变迁,以及20 世纪上半叶“言外”观念渐趋消亡的过程。最后结论:“文言文是古人的口语”的所谓“传统”结论,是西方语言理论催生出来的一个未经证明的假命题,与真正的汉语发展史完全相悖。

  

   关键词:口语;语气;“辞”;假命题

  

   一、语气缺失与“辞” [①]的产生

  

   按照人类发明文字的初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产生之后,就出现了口语与书面语两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语言是无形的声音,文字是有形的符号。有形的符号能否真实地记录声音?书面语能否真实地反映口语?提出这个问题在语言学们看来似乎显得很好笑,但这里大有玄机。尽管语言学家把文字比成录音机,但它毕竟不是录音机,文字无法达到真实记录的效果。

  

   (一)汉字能真实记录汉语吗?

  

   有关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相关论述。如《左传》“言以足志,文以成言”,王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刘勰“发口为言,属翰为笔”,孔颖达“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都是说的志(意)、言、文三者之间的关系。西方语言学者如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②],布隆菲尔德说“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给我们观察。”[③]既然文字是语言的“录音机”,那么书面语与口语自然是一致的,有人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越早越一致。比如甲骨文研究者认为:“刻辞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言,一般书面语总比口语简练些,尤其在书契相当困难的条件之下,能省的字就简省了。那时的书面语言不致有口语以外的成分,书面语言和口语只有繁简的差别,没有文白的不同。”[④]依此观点,则甲骨文实际上要比口语更简,考虑到当时的书写工具,这样说倒也符合情理。但有一点论者是肯定的,即“书面语言不致有口语以外的成分”,也就是甲骨文的每个字都是当时口语的反映。那么这种认识是不是对呢?回答是否定的。

  

   就汉语汉字而言,口语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音节,可以用一个汉字来表现。如口语中的“tā”可以写成“他”,“xiě”写成“写”,“zhì”写成“字”。但当“tā”“xi씓zhì”这三个音节组成一个句子并写在纸上后,书面语中的“他写字”是否就与口语中“tā xiě zhì”意思相同呢?不一定。何以不一定?因为口语中的这三个音节串连一起后是有一定语气的,既可是肯定的语气“他写字”,也可以是疑问的语气“他写字?”表达的意思正相反。其中疑问语气又包括两种,一种是重音在“他”上,意为“他写字?——不是他写字吗?”第二种是重音在“写字”上,意为“他写字?——他不是在画画吗?”在口语中,听话的人可以清晰分辨这几种语气,不会造成理解的错误。但转化为文字后,“他写字”这句话却没有这种区分,不同的语气都是这三个字。要区分肯定与疑问两种语气,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就要分别加上句号和问号。更重要的是,不仅是“他写字”如此,任何一句汉语都是如此。

  

   例子虽很简单,但它说明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汉字无法真实地“记录”口语。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代,可以说口语的任何一句话,记录到书面上都会产生歧义,都无法准确表达出原话的意思。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口语与书面语的载体完全不同。口语是用一连串有停顿、有声调变化的声音表达意思,后者是用一连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表面上看,书面语中的一个个汉字对应口语中的一个个声音,似乎是原封不动地“记录”了口语,但实际上,书面语遗漏了口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语气。从上例中可以看出,不同语气的“他写字”,同样都是三个音节,表达的意思不同甚至相反。所以王力先生在论及标点符号的功能时说:“文字之替代语言,是很不够用的。非但语言的极细微处,如音高、音强、音长等,不是文字所能描写尽致;即较大而易察的情形,如语音的停顿,语调的表示疑问或感叹,也不是文字所能表示。因此,我们在文语里,除使用文字之外,还运用若干符号,以助文字之所不及。此种符号,我们称之为标点。”[⑤]王力先生说的“文语”是指书面语,“不够用”是指汉字无法完全记录汉语。他这里举出了语音的停顿与语调问题,以说明标点符号的使用势在必行,显然很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王力先生只看到了停顿与语调问题,却没有看到其他问题,所以给人的感觉,只要用上了标点符号,就能解决停顿与语调的问题,文字就能完全替代语言了,书面语与口语就完全一致了。其实不是,文字的“缺陷”还表现在更多方面。

  

   那么,汉字不能完全记录汉语的问题,是晚至上个世纪才发现的吗?古人发现了没有?按照现代通行的说法,似乎自有汉字以来的数千年中,古代文人一直饱受没有标点的困扰,直到西方标点传入中国,才为汉语书面语解决了这个难题,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口语。事实上,绝非如此。我们的祖先没有那么“笨”,其实早在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汉字出现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汉字在表现汉语口语时,存在着语气缺失的问题。在文字代替结绳记事的初期,人们只使用单个的字去记录时间、物品或是某些简单的事情,问题并没有显露出来。随着文字功能的逐步发展,最先掌握文字的巫祝或史官,开始用文字记录口语以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记录下来的文字并不能为“读者”正确理解;即便他自己写的东西,久后回过头再看,也会有迷惑不解之处。问题的原因,当然也不难发现,原来口语除了一连串的声音还有那个贯穿全句的语气,而这个变化多端的语气又是文字所无法表现的。要使书面语表达与口语完全一致,除了用一连串口语词表示内容,还必须用某种符号注明一句话的语气,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原意。古人的奇思妙想是从口语词汇中假借一批“字”,来充当各种语气的提示符号,附着在书面语句子的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语气,又表示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有的还能起到断句的作用。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符号,古人称作“辞”。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辞”最早出现于何时,但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辞”的身影。春秋战国是“辞”的繁荣时期,为了适应书面语发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达更深刻,情感的表达更细致,“辞”大量产生,运用也趋于成熟,最后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精准的书面语表达系统,此即“文言”。

  

   “辞”虽然是人为制造的东西,但它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是为弥补汉字无法表现语气而不得不如此。大量“辞”进入书面语,使其表达方式与口语产生了重大区别,也就是书面语比口语多了很多东西,“言文分离”也由此而产生。口语的表达可以用“名(言)+语气=意”的公式来表示。在书面语中,口语中的概念“名”变为“字”,语气则由“辞”来表示,公式就变为“字+“辞”(词)=意”。正因为文言文是由“字”(或“名”“文”)与“辞”两大块构成的,所以古人说到书面语时,常将这两部分相提并论,所谓“书之重,辞之复”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正其名,当其辞”等都是如此;而且由“文辞”“言辞”“语辞”等构词方式,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书面语中的“辞”,充当了口语中语气的替代物,或说是提示符号。人们在阅读时,要通过书面语中不同的“辞”以及所在的不同位置,将它们所代表的语气读出来,才能完整理解一句话应有的含义。

  

   (二)语气与句末“辞”

  

   书面语阅读,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人们都是以陈述语气进行的;只有遇到表示疑问、感叹等语气词时,人们才会改变原来的陈述语气。比如见到“?”就读成疑问语气,见到“!”就读成感叹语气,而占绝对多数的逗号、句号、顿号等,只需读成陈述语气即可。但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这种用陈述语气阅读的惯性会带来理解的歧义。如果句子比上例“他写字”更复杂一些,引起的歧义会更多。比如见到“你去我不去”这几字时,一般理解为“你去,我不去。”也就是只陈述出这个事实。但这种理解是不是作者的原意呢?还是不一定。因为在口语中,这句话可以有多种含义,只要在口中稍微模拟一下,就会发现简单的五个字,起码能表达以下不同的含义:

  

   1、你去,我不去。(陈述。)意思是“你去吧,我不去了。”

  

   2、你去?我不去。(反诘,重音在“你”“我”上。)你去吗?我不去。

  

   3、你去?我不去!(反诘,重音在“去”上)你去?我才不去呢!

  

   4、你去,我不去?(反诘)你能去,我就不能去?

  

   由于我们借助了标点符号,所以四种意思区别得比较清楚;但并不是完全清楚,第二种与第三种语气仍然难以区别,除非在“你”“我”“去”上再加重音符号。如果去掉这些外加的标点符号,“你去我不去”的真正含义,读者准确理解的可能性只有1/4。但这不怪读者,也不怪作者,因为文字本身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带着这个缺陷,这是与生俱来无可避免的。有人总是迷信西方的所谓“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这个信条,似乎只要记录了语言,文字就等同于口语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拼音文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记录”语言,笔者不得而知,但就汉语而言,只靠一个个有形的文字,是不可能完全记录口语的。孔子有“书不尽言”之叹,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

  

汉字记录汉语因语气缺失造成的表达困境,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比如疑问语气的表达方式有多种,第一种没有任何疑问语气的特殊标志,仅从字面上看,与陈述语气的表达方式完全相同。如:“雨?”“不雨?”“雨不雨?”因为研究者加上了问号,所以我们才知道这几句是问句。加问号的根据是什么?是部分研究者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猜”出来的。但国外研究者并不认可这种“猜”,不同意加问号,而主张应该是肯定句“雨。”“不雨。”这样的争论不但今天有,当时肯定也会有。这种疑问形式,现代口语中仍然存在,比如问“来?”“不来?”“来不来?”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完全一样,说明只以语气表达疑问,在古今口语中是相同的。商代以后的书面语中,这种口语式的表达俯拾皆是。《尚书》中除了大家经常举的“我生不有命在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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