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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休谟的佛缘:发现抑或构建?

更新时间:2016-02-27 22:51:08
作者: 沈卫荣  
休谟曾去过那座有上百耶稣会士聚居的皇家神学院,曾带着满脑袋的《人性论》中的问题在神学院的长廊内散步,还利用过神学院的图书馆,和神学院内一位似乎“还有些学问”的神父有过交往。这么说来,休谟还是极有可能从皇家神学院内的某位神父那里听说过德西德里的事迹,听闻过他所传的佛法,甚至他还有可能在神学院的图书馆中直接读到过《西藏历史记录》的稿本,因为德西德里正是在他途经拉弗雷切前后这段时间内写成了《西藏历史记录》这部稿子,戈普尼克相信他日后还极有可能曾将他写成的多个稿本中的一个寄给了这家皇家神学院的图书馆。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德西德里提到过的那位他在皇家神学院内见到的神父Pere Tolu,被戈普尼克发现他的名字原本应该是P.Charles François Dolu。这位Dolu神父曾经于1687年受那位对基督教和西方科学十分感兴趣的暹罗国王Narai的邀请,与一众耶稣会神父一起前往暹罗传教,与当地的小乘佛教徒们有过很多的交往,以后又到印度传教多年,直到1723年才从印度返回,定居于拉弗雷切的皇家神学院。这位Dolu神父十分博学,对哲学和科学都颇有研究,相信他对佛教哲学也有较深的了解。再有,他不但曾经在皇家神学院内接待过德西德里,他也是唯一一位还有可能在八年之后依然健在,还与休谟有过交往、并被休谟认为“还有些学问”的神父,尽管他当时已经是八十岁的高寿了。总之,极可能就是这位Dolu神父把他从德西德里那里听到的有关佛教的“无我”的思想,传达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青少年休谟,当然也可能就是这位在暹罗与南传佛教徒有过很多互动的Dolu神父,将自己也很精通的佛教的“无我”观一五一十地传授给了通常极不喜欢在课堂听教授们说教的尚在抑郁中的休谟的。

   至此,一切似乎都水落石出,休谟应该曾经听说过德西德里,他确实和佛陀有缘。18世纪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谜题终于揭晓了,而戈普尼克教授的第二春也该如期而至了。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只是可能而已,它们不是历史的事实。这段公案自然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休谟根本就没有遇见过Dolu神父,也根本没有听说过德西德里此人,他从来没听说过佛教的“无我”思想。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德西德里的《西藏历史记录》的稿本曾经真的出现在拉弗雷切皇家神学院的图书馆中,更无法证明休谟曾经于此读过这个稿本。佛教哲学也许对休谟《人性论》的写作毫无影响。前述戈普尼克教授的所有努力颇具喜剧性地表明了前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她绝无可能否认这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戈普尼克曾将上述内容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休谟研究》上。若以传统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这篇论文应该说是不合格的,因为它只是提出了一些最终无法得到证实的可能性,而没有真正揭露任何历史的真实。她对休谟、德西德里和Dolu神父个人关系之连接的考据并不成功,看起来她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找到还有更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她的这种假设;但是,她的这些探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她的这个听起来有点离奇的、渗入了太多个人情感的学术计划,放到西方启蒙运动史研究这一个更加广阔的学术背景中,并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学术趋向的代表来评价的话,它或并非一无是处。

   晚近西方史家开始尝试以一种全球化的视角来考察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他们不再把启蒙运动当成只是几位敢于开风气之先,敢于打破旧习、打倒偶像的欧洲哲学家们的独自的创造,而是更倾向于认为启蒙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它或也有其东方的根源,它或是东西方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当年那些叽叽嘎嘎的木船就像今天万能的万维网一样,携带着东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跨越了各个大洲和各种语言、宗教的界限。尽管东西方都曾出现过打着形而上的绝对真理的名义而实施的暴行,企图去征服和改变那些被他们认为是错误的、被他们当作异端的他人的宗教和信仰,但人类最基本的对知识和经验的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在他们试图改变他人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人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的探索和了解。曾经有像德西德里和Dolu神父一样的数量巨大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对在亚洲的传教充满了热情,且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亚洲宗教、思想、哲学充满了好奇,很用心地去了解和研究它们,他们把这些亚洲的智慧和思想带入了欧洲,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地看,德西德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他对欧洲的影响却不可估量,特别是如果我们也像戈普尼克教授一样,坚信连欧洲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休谟也曾受过他所带回来的佛教思想的影响的话。

   不管休谟究竟有没有听说过德西德里,我们都应该相信在拉弗雷切居住的两年给休谟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拉弗雷切这个今天看来名不见经传的法国乡间小镇,它在18世纪30年代却曾经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学术重镇,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拉弗雷切的耶稣会皇家神学院聚集了很多当时最著名的饱学之士,它是整个欧洲少有的几个同时集结了一批既精通当代西方哲学、又了解亚洲宗教的优秀学者的地方。耶稣会士虽然是正统天主教神学的最顽固的捍卫者,但他们同时也是当时最前卫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即使就他们对佛教这样的异端宗教的深刻了解而言,在当时也无出其右者。如果休谟确实受到过佛教思想的熏陶,那么拉弗雷切无疑是最可能,也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

   我们或可把戈普尼克的上述研究看作是以全球化视角来考察西方启蒙运动历史的一种尝试,而对德西德里神父当年留下的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应该是今日倡导的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计,对他的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或将披露出更多东西方哲学思想的连接。但不得不说,将休谟《人性论》中对全能的“形而上之基础”,和对灵魂、自我的否认,断定为是休谟受了佛教的影响,甚至是直接受了德西德里,或者Dolu神父的影响,这无疑还是相当牵强的。戈普尼克文章中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过硬的文本依据,她列出的自认为与休谟的观念相类似或者“平行的”(parallel)佛教思想,听起来实在大而化之,很难令人信服。她提到的也先比丘有关车、人皆本无自性的说法,或许对南传佛教有所了解的Dolu神父耳熟能详,但它对于专擅藏传佛教的德西德里神父而言,则并不是必须要常挂在嘴边上的教条。

   若要证明休谟对“形而上之基础”的否认这一思想确实来之于佛教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做更多过细的语文学的和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在对此得出一个过硬的肯定性结论之前,我们恐怕不得不把这“一个哲学的谜题”(a philosophical mystery)看成是戈普尼克教授自导自演的一个伪命题。渴望为西方的思想寻找东方的根源,就像把瑜伽和禅修当作包治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偏方一样,多少透出点东方主义和新时代思潮的意味,近代东方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认为东方还保留着西方早已经失传了的古典智慧。或许休谟的人性论思想本来就是他天才的创造,或者他更多的是从笛卡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怀疑主义思想中得到了灵感,或许在对“形而上之基础”的否认上休谟与佛陀只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罢了,这中间并不一定需要德西德里神父登场。

   在西方与西藏的交流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迄今难以得到解释的宗教和文化相雷同的现象,它们远比休谟的人性论和佛教之“无我”观之间的莫须有的相像更令人惊诧和不解。例如,从14世纪前期到过蒙元统治下的中国的鄂多立克和鲁布鲁克等神父开始,就一直不断有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惊叹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会是如此惊人的相像,它们都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教主(达赖喇嘛或者教皇)、身上穿着同样的大红袍、手中拿着同样的念珠、同样用面包和葡萄酒作为弥撒时的圣餐、同样要做临终涂油礼、同样要唱诗祝祷、为新人祝福、为病人祈祷、信徒同样要做斋戒、僧人同样要修苦行等等。在他们看来,喇嘛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这种如此匪夷所思的相像,若不是魔鬼的作品,那一定就是上帝的恶作剧。

   到了近代,还曾有人试图为这种相像构建出一种历史的联系,说宗喀巴大师年轻时曾遇见过一位来自极西方的喇嘛,后者收宗喀巴为徒,并给他授戒、传法。而这位传说中的有着大鼻子、眼睛闪闪发光的西方喇嘛,原本是一位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传授给宗喀巴大师的全部是西方天主教的教法和礼仪,无怪乎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从形到神竟然会如此地相像了。这当然只是天方夜谭。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出现相同或者相像的文化现象、哲学思想本来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们并不神秘,它们之间也并不见得一定要有历史的联系。

   戈普尼克教授的这段学术旅程并不见得一定解决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哲学谜题,然而,她为休谟精心构建出来的这段佛缘,治愈了自己的抑郁症,度过了中年危机,并打开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实在可喜可贺!随着她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揭诸《大西洋月刊》这样很有影响力的公共媒体,势必将给更多同样受困于焦虑、抑郁和中年危机的西方学术从业者指明一条中西结合的康复之道。

   戈普尼克教授最后强调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别幸运和幸福的女人,「生命中]充满了不理性的激情和日常的喜乐。但这还不是我的全部。我发现我不但可以爱男人,也可以爱女人,既爱历史,又爱科学,我不只可以享受幸福,而且也可以经受悲伤和孤独。——最要紧的是,和休谟一样,我在人类意识的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人类经验的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中获得了解脱。”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6年2月26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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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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