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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左传(附《国语》《国策》)

更新时间:2016-02-26 00:43:22
作者: 钱穆 (进入专栏)  
而论其最先原始,则起于儒家。那里的儒家所讲,则比较更近于史学。亦可说孔子的七十弟子后学在邹鲁本乡的,还都是儒家传统,而他们慢慢地传到三晋,就渐变为功利法制,乃至纵横这几派。其时如宋国,又和其他国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后,春秋时有一个宋襄公,想把讲仁义来霸诸侯,被楚国打败。后来又有一个向戍,召开弭兵大会,来求当时的全世界大和平。那些都是宋国人搅的花样。更后来有墨子,他亦应是商代之后,他思想亦较特别。古人说:商尚鬼,商代人是带有一种宗教迷信的。墨子书里便有“天志”“明鬼”诸篇,不脱商代人色彩。孔子之伟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后而到了鲁国,周尚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两代大成而又上通之于虞夏。还有楚国,和北方诸夏又稍不同。天文学在楚国很盛,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用的名词都很特别,我怀疑它和楚国有关系。特别如楚辞,其中如屈原的《离骚》、《天问》,那里讲的中国古史非常多,他们又是一套。恰如我们讲现代欧洲,意大利人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同德国、奥国人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中国在春秋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诸位读《国语》,读《鲁语》就多儒家言,《齐语》就只讲管仲,多法家言,《晋语》更较近读历史,《楚语》又是另外一种。在《国语》里有一篇《郑语》,其实这一篇《郑语》只就是从《楚语》中分出来。又如《吴语》、《越语》,《吴语》也只是从《越语》中分出,只讲范蠡文种,讲的是权谋权术,这些在春秋时代还没有,是后来新兴的,而把来假托在范蠡身上。倘使我们这样来看《国语》,便知《国语》材料也并非不可靠,但决不是说编《左传》余下来的材料便成《国语》。《国语》应是由另一人来编集,这些材料也是从各国来,但未能像《左传》这样汇在一块而把来融铸了。而且这些材料,时代先后各有不同,像《鲁语》,便多是后起儒家借着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酱,润饰成篇。如此之例,《左传》中也有。在《左传》中的记事部分,决非伪造,但《左传》中记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们要取材《左传》来写一部春秋时代人之思想史月p在运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齐语》中的管子,则决非春秋时代之真管子。而《晋语》则比较是记事部分多,或许会有更早于《左传)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们随着讲到《国策》,《国策》里有大部分材料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然而《国策》中如《魏策》、(赵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却很近《国语》中的《晋语》。可见当时历史材料三晋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纵横家言了。

   我在《先秦诸子系年》里讲《左传》,就连带到讲到《国语》,主要把《国语》分国看,认为《国语》这书是杂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迟。齐国人的话,鲁国人的话,晋国人的话,楚国人的话,越国人的话,都不相同。再把这看法来看《国策》,近乎《国语》的是一部分,三晋纵横之士的说话又是一部分。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历史记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记言”“记事”之分。诸位都说历史是记事的,但中国古人看重历史,不仅看重其事,还更看重讲话。从前人认为(尚书》是记言的,如誓、浩。谟、训,不都是讲话吗?我第一次讲(尚书》,提出《召浩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讲话。《国语》《国策》里很多只是讲话,一段一段保留在那里,就是历史。而《左传》中主要的,乃是两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里,便显然见得一是记言,一是记事了。

   我们再进一步讲,固没有在事情中没有讲话,也没有讲话而不牵涉到事情的,这里我们不能太严格地分。我在《西周书文体辨》里,就说讲话里必兼记事,而《左传》亦在记事里就连带记着很多的“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古代言与事并重,说话同行事一样看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把讲话同行事分别开,如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话恐有些靠不住。又如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个天子的行动,由左史写下来,他的讲话,由右史写下来,此和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恰相反对。又且在古书里可找到许多史官名,而并无所谓左史与右史的分别。所以我疑心这些话靠不住。可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历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讲话,那是一定的。

   现在我们再讲到记言,这个“言”字也和我们现在人所讲“思想”有一些不同。当然讲话都由思想来,可是说中国历史里看重讲话,不能便说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们的现代观念,而且我们今天所讲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讲“哲学”有不同。我曾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但并没有称它为《中国哲学史》。言和思想和哲学,这三者均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紧密相连,但并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开,但并不即是哲学。哲学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结构的。如纵横家言,我们最多只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思想,但并不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家的哲学。

   从另一方面讲,言一定是思想,哲学也一定是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随便的说话就是言,这些说话用特殊的某一种的说法来说,就变成了哲学。这不是说话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个体系,非如胡思乱想。但这个体系,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生命体,一种是机械体。怎叫生命体呢?如盆里这一枝花,这是有生命的。怎叫机械体呢?如这张桌子,它是一个机械体。我们思想的发展,都应有一个生命。思想发展就有许多话,话多了,遂成为一个结构,而那结构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机械似的,那就成为了一套哲学。中国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发展仍只应称之曰“言”。如孔子讲话,自然从他的思想来,但我们今天每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没有组织,不成为一套哲学。组织也只是一套结构,但结构得太严密,或说是太形式化了,便成为机械化,便会减少或损失了它的生命性。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孙豹,他讲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暂不讲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与事并重吗?叔孙豹那句话,两千五百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样讲,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吗?但这只是一句话,并不成一套哲学。西方一位哲学家讲话,他往往不是在讲一句话而往往是在写一本书。有组织,有结构,讲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论。中国人的理论,往往脱口而出,只是说话。没有系统,没有组织,一个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讲,不成哲学,可是它确是一番思想啊!虽然由他一个人随口讲,竟可跑到我们全世界人的心里,大家认为对,那就是立言。

   又如说马克思,他著的《资本论》,若说资本家怎样赚钱,论到资本的利润,说这是剥削劳工阶级,这是马克思住在伦敦天天看报与访问调查各个新兴厂家,有根有据,才提出这些话,这些话确是对,但在中国人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了,这称做“为富不仁”。要赚钱发财,总是有点不很仁道。在我们只是一句话,在马克思则成了一套哲学。若马克思这套哲学只讲到这里月p么今天就会有人驳他,说今天如美国人工资这样高,而且一个大资本家的厂公开发卖股票,工人也可买,赚来的钱还要抽很高的所得税,所以美国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了,可是这句话最多只能驳马克思,不能驳中国人为富不仁的话,资本主义还是为富不仁。这且不讲。马克思因要讲经济利润,慢慢讲到阶级斗争,再讲上去,讲历史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成了一套哲学。他的《资本论》,千门万户有一个大的结构,急切要驳倒它,便不易。中国人一句话脱口而出就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也可颠扑不破,此所谓立言。故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之菁华,像一棵树从根慢慢长出枝,开花结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思想的一块化石。如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你要问这句话怎么来,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学慢慢儿地同你讲,可是这句话实际上是死的!而中国人一句话,总要求其是活的。如孔子讲仁,今天我们都要学西洋人讲哲学的方法,来讲孔子的“仁”。那么如(论语)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意义无穷,可是当下则只是一句话。又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如此之类,若我们把《论语》里孔子论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学来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组织,成为结构,这些话怕会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说这些话都变成不重要的了。我们要知中国人所谓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学来发挥中国人的“言”,而不悟这里有一个不同。如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话就不朽了。但若讲哲学,这话便成无头无尾,没有结构,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照西方人的哲学著作,也有许多是多余的,讲了一本书,最后也只是一句话。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说不对,也就完了。读中国史,不便要兼通哲学,但中国史里言事并重,如纵横家言,也是一套话,却又不能说它是立言不朽。可见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

   现在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各自著书。如《论语》、《老子》等书,发展成另一条大路,中国人叫它做“子书”。中国人从经学里发展出史学,我们已经讲过,《尚书》、《春秋》便都在经学里的。但史学又发展出了一套于学,子学则只是记“言”的,从其所言,可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要研究中国思想,从周公开始,周公以前则难讲了。近则从春秋开始,如看一部《左传》,它里面所载贤卿大夫种种讲话,不晓得有多少,但此许多讲话,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价值的,有无价值的。要讲史学,便又该讲到盂子所谓的知言之学。又当知一书有一书之体制,中国书有中国书的体制。

   今天诸位读书,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诸位讲中国思想,尽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书中找材料,却不找到《左传》,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不知《左传》里就有很多伟大思想在其内。我写《中国思想史》,从《左传》里就举出两人,一是子产,一是叔孙豹。叔孙豹讲三不朽,这时孔子已经三岁。子产在《左传》里有一段话讲鬼神,讲得非常有意义,那时孔子已经十七岁。又过了十四年,子产又讲“天道远,人道迩”,这一句话只六个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学,可是孔子《论语》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根据子产这句话的思想发展而来。我讲中国思想,在春秋时代举出两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会不受他们影响?可是今天,把这部《左传》搁在一旁不理了,便会使古代史无法讲,而下边历史也都无法讲。讲中国思想,讲来讲去,从老子开始呢?还是从孔子开始?只讲诸子、讲经史,把中国史从腰切断了。若我们把此两百四十年春秋时代人的思想,见在《左传》里的,再接上《尚书》里的思想,便如伪古文《尚书》里也还有很多材料。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怕会花去诸位一辈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说《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史的基准观点所在。我前面讲《左传》举了十项大事,而思想一项没有举在里面。

   现在我再讲一件,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这可见中国人看重讲话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义,骂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谓必也正名,是说每一句话中总有一个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顺,言不顺的该无法做成事。中国史学,言与事并重,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历史哲学,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义,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国人看重《左传》,不看重《国语》、《国策》,正因为《左传》里有许多贤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国语•晋语》里所载有许多后代迂儒之伪言,乃至如《国策》里的许多纵横家言,尽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视的。若诸位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了中国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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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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