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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

更新时间:2016-02-24 10:47:21
作者: 李志毓  

   【内容提要】 1924-1928年间,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也从一个层面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

   【关 键 词】革命/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小资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

  

   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联到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农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否走通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如果走共产革命道路,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如果不能走共产革命道路,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问题。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概念,既是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思想批判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过改造主观世界,去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功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联共政策,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小资产阶级概念随之深入中国政治。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对于谁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如何发动和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理解和判断,深刻影响了中共的政治抉择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往的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研究,大都忽略这一问题;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研究,更多局限于观念分析或文学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论述;①对于国民革命期间小资产阶级概念在实际政治中的功能,对于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相互激发、相互生成的复杂互动关系,则缺乏充分揭示。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既是现实的社会阶层,又是一套分析话语,两者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分离。这种复杂交织的状况在中国革命早期已有充分体现。本文试图从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呈现小资产阶级概念在1924-1928年间,被不同政治群体使用时的不同政治目标与功能,借助清理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呈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政治方针;国共分裂后,不同政党和政治派系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有着小资产阶级认同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困顿、追求;以及自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确立自身政治主体性的最初实践。借助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本文将揭示与小资产阶级问题相关的中国革命的丰富内涵。

   一、发展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发展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民众运动,发动国民革命。当时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中共都认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包括自耕农、小业主、小知识分子在内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在现时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C.P.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并且他们也不能接受C.P.的政纲。”②因此,必须发展出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纲,在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之外,来表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形成动员最多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④。彭述之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说:所谓小资产阶级,即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之小私有财产的生产者,里边包括着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并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数量,是异常之大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就有举足轻重之势”⑤。

   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早期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小资产阶级受其经济地位的决定,在革命面前必然犹豫、动摇,没有独立的政策。但恰恰因为其动摇性,可能靠近革命,也可能反对革命,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无论是在动员全体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中,还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共都试图通过支持国民党“左派”,来联合小资产阶级,扩大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他们希望借助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将广大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在革命阵营当中,同时保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在“北伐”军队到达两湖之前,这一思想主导着国共合作。虽然,那些曾经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并不曾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手工业主、小商人们,也未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并认同自己是小资产阶级。

   当国民革命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时,特别是在1927年的武汉政权下,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焦点问题,影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判断和决策。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这一迅猛爆发的革命形势,展现出底层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也使两湖地区的中小地主、小工厂主、店东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一些国民党“左派”和军事将领感到恐慌,要求停止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和确立革命进一步前进的策略和方向,就成为国共两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大部分“左派”国民党人倾向于调和阶级矛盾,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别,则试图抛开小资产阶级,将革命进一步推向深入。1927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纳索诺夫致信青年共产国际,认为,目前“对小资产阶级的明确政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历史性妥协的结果……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中心应该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对小资产阶级做出评价”,改变从前依靠小资产阶级的方针。⑥

   从国共合作建立以来,国民党“左派”就一直被中共看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的方针,即意味着改变对国民党“左派”的方针。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共”,而两湖工农运动却如火如荼发展,这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中国革命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武装的要求。⑦

   1927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武汉,带来共产国际要求将中国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的最新指示,反对国共合作之初鲍罗廷曾推行的分化、联合国民党领导人及军事将领,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策略。罗易认为,对国民党“左派”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同北方作战的情况下,武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在军官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会“转身逃跑而抛弃群众”。罗易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若没有中共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活不到明天”。他坚决主张立即从下层开展土地革命,设想在两湖武装农民,建立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自下争取士兵,使其转身反抗军官。⑧

   罗易认为,汪精卫及武汉“左派”既反对蒋介石,又反对共产主义传播,这种情绪,正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的恐慌和动摇。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斗争中赢得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使他们“信服”而站到革命的阵营中来。⑨罗易的观点,得到张国焘的附和,他们代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别。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则反对罗易的观点,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太“左”,土地革命的纲领,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瓦解。稳健派别主张约束工农运动,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仍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

   在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说:“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的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人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关于土地问题,陈独秀认为:“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小地主的土地不能没收,因为“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⑩

   1927年5月12-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提出六条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意见:(1)小地主和军官的土地不没收;(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纠纷的仲裁委员会;(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5)邀请国民党参加工农组织;(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11)讨论的结果,稳健派占了上风。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决议案,指出:“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在该决议案中,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五条办法,希望以此消灭“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包括调和雇主与店员冲突,对于帝国主义商业不加禁止,商民得享政治与公民权利等。(12)

   这份决议正视了两湖农工运动早已超出国共两党控制的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激进政策,在社会发生激烈冲突与分裂的情况下,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国共合作。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中,这被当作试图利用国民党“左派”并向小资产阶级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遭到批判。蔡和森说,这一路线的确立,意味着中共中央“再一次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幻想,把他当作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这样,汪精卫就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13)这一路线一直维持到罗易为了“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擅自将斯大林含有指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组建工农军队、建立革命法庭等内容的“六一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并直接导致了汪精卫在武汉的“分共”。

因为汪精卫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武汉“分共”就被理解为是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14)这种判断在国共分裂之后,对共产党内的“左倾盲动路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很快,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就认识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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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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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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