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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建辉:刑事责任根据新论

更新时间:2016-02-22 17:44:55
作者: 温建辉  
这种主体意识在刑事法学中被称为犯罪心理,它由知、情、意三因素构成,包括罪过心理部分和非罪过心理部分。比如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对于违反道路交通法规是故意的,这里的违法故意是交通肇事罪的非罪过心理部分;而行为人对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过失,这里的犯罪过失是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心理部分。

  

   (2)刑事责任根据与犯罪本质的关系。与刑事责任根据的观点相一致,我们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一种不见容于社会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属于心理活动中的‘自我’层次,是犯罪活动中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包括知、情、意三种因素在内的心理活动的综合体现。”[11]犯罪本质是刑事责任根据的实质内容,刑事责任根据是犯罪本质的具体体现。刑事责任根据能够决定一个行为成为犯罪,它是说明一个行为成立犯罪的根本标准。而犯罪本质是认定一个行为成立犯罪的内在条件,它可以直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既然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人的主体意识,即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包括罪过心理部分和非罪过心理部分;而犯罪本质属于犯罪心理中的罪过心理部分,刑事责任根据与犯罪本质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第一,不符合犯罪本质的行为就不具有刑事责任根据;第二,具有刑事责任根据的行为一定是符合犯罪本质的行为。

  

   2.刑事责任产生的条件

  

   刑事责任产生的根据是犯罪人的主体意识,但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个事物的产生还会受到相关事物的影响,因此,确定一个人的刑事责任的产生还要受到其他一些条件的影响。根据和条件同属于原因,犯罪的主体意识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根据,而犯罪的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等则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与刑事责任根据共同决定了刑事责任的产生和存在。

  

   刑事责任既有决定其是否存在的原因,还有影响其大小的因素。犯罪人犯罪前的一些情况、犯罪过程中的其他情况、犯罪后的一些情况都会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这些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情节,包括罪前情节、罪中情节和罪后情节。罪前情节如犯罪人的一贯表现、前科、犯罪动机等,这些情节反映了犯罪人比较稳定的主观恶性,它们具有与犯罪人主观罪过一脉相承的特点,从而有利于说明其主观罪过;罪中情节如犯罪结果、犯罪手段、犯罪停止形态等,它们侧重从客观方面验证犯罪人的主观罪过;罪后情节如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等,这些情况表现了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变化情况。

  

   二、刑事责任根据的类型

  

   根据适用刑罚的目的不同,刑事责任的根据可分为着眼于惩罚的根据和着眼于预防的根据。而犯罪可以划分为理性犯罪和非理性犯罪,那么,刑事责任根据又可区分为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和非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

  

   (一)着眼于预防的刑事责任根据和着眼于惩罚的刑事责任根据

  

   主体意识作为责任产生的根据,源于它能够说明责任产生的可行性。犯罪心理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包括罪过心理部分和非罪过心理部分,也在于它能够解释对一个行为适用刑罚的可行性,这种可行性也就是行为犯罪化的可行性。

  

   1.着眼于预防的刑事责任根据

  

   预防犯罪的实质是预防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且,预防犯罪结果的发生也仅限于预防已经开始的犯罪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是刑罚预防目的最实在的含义。对于预防论者将刑罚的目的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观点,我们持商榷意见,因为通过惩罚一个人来预防别人犯罪是对受刑者的不人道,以惩罚受刑者来预防其日后从事其他犯罪活动,也是假定其日后会犯罪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将着眼于预防的刑事责任根据进行上述限定,那么,这样的刑事责任只能存在于已经开始而犯罪结果尚未实现的犯罪,像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过失危险犯等犯罪形态就是着眼于预防的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例如,某甲意图报复杀害某乙,在某甲犯罪预备阶段、实行阶段,只要发现了他的犯罪行为,就应当以刑罚来制止这种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这就是标准的预防犯罪。而以刑罚某甲为手段,杀鸡儆猴、以儆效尤,则是不人道的理由。所以,着眼于预防的刑罚只能适用于具有直接故意心理的犯罪,包括具有直接故意罪过心理的犯罪(即直接故意犯罪)和具有直接故意违法心理构成的犯罪(像事故型犯罪等),特别是对于一些习非成是、屡教不改者构成的犯罪,对其适用刑罚就具有典型的预防效果。

  

   2.着眼于惩罚的刑事责任根据

  

   对于已经发生了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对它们追究刑事责任只能着眼于惩罚。而一个人要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唯有他具有主体意识才具有可行性,否则的话,他便不能理解惩罚的性质,也就谈不上认罪伏法。因此,着眼于惩罚的刑事责任根据也需要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引起的危害社会结果具有犯罪心理,包括罪过心理部分和非罪过心理部分。对单独犯罪实施刑罚的可行性要求行为人具有罪过心理即可,而对共同犯罪实施刑罚的可行性,特别是共同过失犯罪,其犯罪心理中非罪过部分才可能存在的故意,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也即在为共同过失犯罪提供刑事责任根据的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2]

  

   对于刑罚废除论者,包括死刑废除论者,以及轻刑论者,我们亦有商榷意见。因为着眼于惩罚的刑事责任的追究是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而为之,特别是在造成了无以挽救、不可弥补损害的情况下,我们才对犯罪者实施刑事惩罚,不这么做,就失去了人间的公道和正义,比如,“杀人偿命”是一条亘古的正义观念,即便按照杀人犯的逻辑,一个无辜的人都该死,那么,伤天害理的杀人犯当然更该死。即便是轻刑的观念,也不应当突破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否则的话,就会纵容犯罪、鼓励犯罪。

  

   (二)理性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和非理性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1.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

  

   人的行为通常都是理智的,因此绝大多数的犯罪属于理性犯罪,刑罚适用的对象也就主要是理性犯罪。理性犯罪的本质是理智罪过,理智罪过是在支配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罪过心理中理智居于主导地位的罪过心理。理智罪过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的因素。理性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就在于以理智罪过为主导的犯罪心理。对理性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我们并不陌生,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对故意犯罪以及对过于自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

  

   在故意犯罪中,其罪过属于理智与情感相一致的理智罪过,而且理智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直接以犯罪人的理智罪过给犯罪行为定性并以理智罪过追究其刑事责任就行。而在过于自信过失的犯罪中,其罪过属于理智与情感相冲突的理智罪过,只是理智占据上风,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过于自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在理智罪过上,而其情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减轻了其刑事责任。比如,醉酒驾驶的情况,驾驶员自恃老司机,经验丰富,技术过关,其情感态度的确是不愿发生交通事故,但不可否认其对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侥幸心理,也就是包含了放任交通事故的发生。这种心态就是典型的过于自信过失的心理状态,理智与情感相冲突的理智罪过,而且理智占据主导地位,实施了醉酒驾驶的行为。

  

   2.非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

  

   非理性犯罪的本质是情感罪过,情感罪过是在伴随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罪过心理中罪过情感居于主导地位的罪过心理。非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就在于以情感罪过为主导的犯罪心理。对于罪过心理中理智与情感并存的犯罪,不考虑情感因素还能牵强附会,但如果罪过心理中只有罪过情感发挥作用的话,如果不考虑情感因素,就不能正确认定犯罪心理及犯罪的性质。这一点,法学家们早有认识。例如,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认为意志自由说不能解释为什么过失,尤其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负刑事责任。[13]在英美法系,一些法学家也认为,纯属疏忽大意的人的心理状态似乎根本谈不上邪恶,并且可以说未表现出任何报应理论可据以责难之处。[14]

  

   对于罪过情感居于罪过心理主导方面的非理性犯罪的责难在现行主流的责任根据理论体系中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像“法轮功”这样的非理性犯罪的罪过心理简直无从说明。例如,有的“法轮功”痴迷者伤害他人时,他们甚至自认为是为了把他们“度”到天国去,免得在世间受罪。像“法轮功”这种非理性犯罪,他们不仅认识不到他们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相反,他们甚至还认为自己在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那么,对这种出于“好心”却客观上办了坏事,该如何说明这样的罪过呢?或者按照认识错误来处理,但认识错误却会造成故意不能成立,又能构成什么罪呢?可见,理智责任根据理论对于像“法轮功”这样的非理性犯罪,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反过来,对非理性犯罪只能适用主体意识说予以追责,非理性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只能是以情感罪过为主导的犯罪心理。

  

   三、刑事责任的具体根据

  

   具体的犯罪形态各异,它们的刑事责任根据需要具体分析。对犯罪各种形态的刑事责任的分析,可以看到犯罪心理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根据和影响刑事责任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

  

   (一)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刑事责任根据

  

   1.预备犯刑事责任的根据

  

   犯罪预备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犯罪预备行为表露了犯罪意图,却没有犯罪的实行行为。犯罪预备行为本身在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而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所以,片面地看待犯罪预备行为,犯罪预备不是犯罪。那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预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刑法学者提出应当严格限制预备犯的处罚范围,也就是只有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才应当犯罪化。但是,还是有预备犯的成立,对于这一部分预备行为的处罚的根据仍然需要说明。还有学者提出犯罪预备是在犯罪预备阶段中由于犯罪者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遂,如果没有这些原因,犯罪“预备行为”会继续发展至犯罪实行行为,所以应当处罚。[15]但是,犯罪预备作为一种类型化的行为,它们自身多数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属性,即它不是危害行为,按照客观主义的立场,又怎么可以类型化为犯罪呢?因为犯罪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危害性。

  

我们认为,第一,犯罪预备只是整个犯罪行为的一个片段,它的性质仍然属于犯罪行为,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犯罪预备。在老百姓的眼中,只有“犯罪行为”,而没有“犯罪预备行为”,犯罪预备只是犯罪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不是作为一种行为而独立存在的;第二,对预备犯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是预备犯罪的主体意识,在这点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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