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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王朝体系下的南岭文化

更新时间:2016-02-20 09:52:27
作者: 刘志伟  

   南岭作为一个研究范畴的“区域”

   所谓的南岭,一般认为是“五岭”的别称,历史文献上多见的名称是“五岭”,而当代更习用“南岭”之名。自古以来,南岭一直是“中国”出岭外之天然屏障。“岭外”被中土人士目为蛮夷化外之地,数千年来未有真正改变。《水经注》言:“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会贞按:《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谏伐南越,曰: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径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郦道元撰、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十六) 岭北与岭南,无论气候、风俗、语言、人群,自古至今,均有明显差异。

   然而,屏障未必是天堑,南岭山地的地形构造,特别是由多个较小规模的山脉东西并行排列的格局,崇山峻岭之间又分布着多处相对平衍的丘陵,形成多处岭北岭南间交通之孔道。最重要的是,在南岭北部,通往长江的有湘江流域的湘水、潇水、耒水,赣江流域的贡水、桃江、章水;在南岭南部,西江流域的桂江、贺江,北江流域的连江、武水、浈水,东江流域的寻乌水、定南水、韩江流域的石窟水、汀江等多个水系,直接把南岭接到南海。这些长江流域与岭南的南海周边地区连接起来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水道,均深入南岭腹地。这种交通条件,使得南岭这个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成为南北人群交往和商品流通的孔道。

   经由南岭山地的南北交通,并非简单地只是把同一经济体系中的两个地区联系起来,更是连接环南海地区和中国大陆两个世界性区域的纽带。明人王临亨在《粤剑篇》中记录行经南岭的经历感受时说:“二日早发南安,平旦度梅岭。其阴,石径蛇行,屈曲而多委;其阳,峭壁林立,深秀而多致。要皆平坦靡咫尺,险隘足困客趾者。忆余尝由金华过括苍,度一岭,高险倍之,而以僻,故其名不传。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乌绵、白氎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山河大地亦自有幸不幸耶!”(王临亨:《粤剑编》卷之四,“志游览”,[《博贤编》《粤剑编》《原李耳载》合刊本]中华书局,1987年,96页)这段话非常贴切地道出了南岭的特殊地理角色。在中国版图上有很多山脉或山区也都是沟通南北东西的咽喉,而经由穿越南岭的交通孔道运送的商品不仅数量规模庞大,而且这种流通是南海与内陆之间的物资流动、人员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

   把南岭视为一个作为学术研究范畴的整体性区域,首先要面对的,是以往学界既有的作为研究与分析单位的种种区域概念。无论在以行政区还是以经济区、文化区来划分的区域体系,南岭都处在这些区域的分界交叠的位置。就行政区而言,南岭连接着湘赣粤桂闽数省;以学界熟知的施坚雅提出的经济大区划分来说,南岭的南北分别属长江中游区域与岭南区域,东西则连接着东南沿海与云贵高原。显然,如果把南岭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在概念上既跨域了不同的行政区,也与施坚雅的市场体系模型下的“区域”截然不同。

   然而,施坚雅基于市场层级体系建立的区域模型,对于以区域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国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其区域划分在形式上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的适用性,而在于他建立中国区域体系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区域模型,“是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an internested hierarchy),这些地方和区域的范围分别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human interaction)为依据”。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延续施坚雅的逻辑,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为理解区域的方法,扩展研究视野,从人的非经济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交织的各种历史活动着眼,就可以从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抵抗、人口的空间流动、生态的适应与改造、族群的文化互动等历史过程形构出不同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

   因此,南岭虽然在施坚雅模式中处于几个经济大区的边缘,区域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套用不了施坚雅的市场网络的层级结构,但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长期持续的文化互动,令南岭整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整体性的区域。这个区域南北沟通海陆华夷,东西串联汉壮瑶畲,四周与几个经济大区相接,局部的封闭性与整体的开放性并存,构成南岭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的特质。

   把南岭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研究,可以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建立的客家区域概念为范例(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梁肇庭教授从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出发,导出了一个与施坚雅的区域划分不同的客家区域。他将“客家”的历史同施坚雅的大经济区域的周期发展联系起来。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中,大区划分主要是以江河流域和盆地为基础的,而形成客家共同体的山地则覆盖在几个大流域的分水岭之间,亦即不同大区的边缘。尽管他的讨论本意是要发挥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但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一个叠加在施坚雅的区域地图之上的区域图层。生活在跨区域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的人群,在与各大区的核心地带互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互动空间与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这些人群整合为一个有很强认同感的族群,在空间上也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的区域。

   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采取的这样一种从跨区域边界人群的流动和互动去解释区域认同认同形成的分析方法,是在既有的区域知识架构下从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过程来展开的。如果说这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走出既有的区域研究的“核心-边缘”分析模式的话,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历史学家Willem van Schendel教授近年来提出的“Zomia”地区的地理概念,则推进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关于“区域”的认知。Schendel教授提出,“区域”是一种把特定社会空间以及特定的分析规模具象化和自然化的地理隐喻,区域研究在产生出为人们所了解的特定地理单位的同时,也制造了学术视野之外的地理单位。区域研究的特定结构,形成一种区域的中心与边缘的认知模式,从而在认知上形成一个特定区域与特定的知识类型的周缘地带。以往,这种处在各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区常常只被视为中心的边缘,没有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当我们要分析跨境流动的时候,以国家或区域作为研究单位在规模上已不能适应研究的视野,除了流动本身不会局限于“区域”的规模外,在流动规则方面的竞争状态也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地理单位规模的变动,并改变其相对的重要性,甚或创造出全新的地理单位。于是,“过程地理学”在边界地区最能够得到显现,研究者由此得以跳出区域的规模,发展出一种新的区域空间的概念。他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几个区域之间的边界相连地区命名为“Zomia”,建立起一种由几个区域的边界地区相连而成,以区域间的政治过程以及跨区域的人群、物资、知识的流动构建的知域(Willem van Schendel, Grographies of knowing, gr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Volume20: 6, PP. 647-668)。

   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南岭山地既是天地所以隔内外的分界,又是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通道,这个区域间的人群和物资以及文化与知识的跨境流动,形成南岭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特质。南岭以南,是环南海区域的北部,流入南海的珠江以及邻近几条小江河把南岭山脉延伸至海岸的一片陆地与南海海域连成一个地理上具有整体性的区域。这个地理板块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交通条件、人群流动与分布等方面属于学界称之为“亚洲地中海”的世界性区域。而南岭以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属于中华帝国的核心版图,由南岭流出的多条江河把南岭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区连接起来,成为“九州”的组成部分,南岭由此与帝国核心区连成一个整体。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这类描述清晰地表达了南岭以南的人群相对于南岭以北的人来说属于异类。《史记•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则显示出岭南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提供中原地区所缺而王朝国家所需的南海周边地区独特物产。因此,如果我们从界域与流动的角度去研究南岭,首先要在由环南海地区为核心的“亚洲地中海”与由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中华帝国两个世界性区域互动的层面上把握。所谓“天地所以隔外内”,构成了南岭历史的基调,南岭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作为研究范畴的区域,就是在这个基调下演绎出来的。

   王朝体系下的南岭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我们研究的出发点,首先是跨越这个边界活动的人。出入于南岭山地的,既有持续不断从“中国”向南迁移的人,也有环南海圈里流动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南岭的进进出出,或应对生存和竞争压力在山地间移动,不同人群之间互动,形塑出南岭的社会构造与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作为帝国边缘的南岭,其历史始终在帝国扩张的大背景下展开。这个“帝国”,既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延伸,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渗透,通过文字与教化的推广来实现。这个人群流动和国家扩张交织的历史过程,在由南岭连接起来的两个区域体系之间的物资和知识的流动中展开。

   在漫长的历史中,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持续地进入南岭山地,并且频繁地在山地间流动,是南岭历史的一个主题。以往的历史观常常把这种人群的移动视作移民史和开发史的课题。毫无疑问,由人的流动和流动的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的确可以从移民的角度来观察,但我们更值得去深入探究的,不应该只停留在人的空间移动上,这些人来源的复杂性及其文化传统的多元化、移动时间的持续性和周期性、多种方向甚至看似无序的流动路径、在不同历史时刻外来者与相对而言的土著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文化认同形成机制等等,都可以令我们超越移民史的视角,转为由人与物以及文化的流动和互动去建立关于区域社会建构的认识。在一个以户籍制度作为王朝国家统治体制基础的社会体系中,那些持续不断地进入南岭的人口,原来已经是国家编户的,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逃户;而随着南海北部各河口三角洲和在山区间的河谷盆地被王朝国家深度渗入,那些南岭的山地自然成为那些自居化外的蛮僚最后栖息的家园。于是,山地人往往不是沿着江河流域,而是沿着山岭高地或在山峝间移动。他们的流动方向大多是散漫且多向度的,有的甚至是在山地间的无序流动,有从山地之外向山地流动,也有走出山地向外移动。这些本来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群,在流动中彼此之间发生频密的互动。在同一种生态处境中,这种流动和互动的过程,逐渐酿成了文化上的共同性,也形成了新的分类。南岭山区中正在消失中的方言岛现象,以及我称之为南岭山地普通话的“客家话”的形成和空间扩展,就是这个事实的一种折射。

要更加深入了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在山地生态环境及其对山民生存方式的影响,山地人群应对王朝国家统治的策略及其行动,还有山地的市场体系以及人的市场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市场活动为例,如果套用施坚雅的市场模式来看,南岭山地的市场,在层级结构上比较单一,稀疏的市场中心所覆盖的市场区域范围远比平原地区的广大,甚至还往往同时兼具了从基层市场到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的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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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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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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