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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更新时间:2006-06-01 23:47:12
作者: 马克斯·韦伯  

  他将会在竞争中压倒每一个人的。”

  在接下来关于“为什么”和“以什么手段”的问题中,产生了下面的结论:本地浸信会的接纳只会导致接下来最谨慎的“审查”,然后会细致调查直到你的孩提时代的行为(疯狂行为?经常上酒店?跳舞?看戏?打牌?过早出现债务?其他的荒淫行为?)。圣会仍然是严格坚持宗教传统的。

  圣会的接纳被认为是一位绅士道德素质的绝对保证,尤其是那些商业活动中所要求的素质。浸信会把整个地区的存款都系于个人,并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给予他无限的信任。他是一个“被造的人”。进一步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些,至少情况是很相近的,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如此。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属于循道宗、浸信会或其它宗派,或者类似的非国教徒秘会的成员才会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当一个宗派成员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他是一个流动商贩时,他身上负有他所属圣会的委任状;这样他会发现不仅与宗派[其他]成员能容易地接触,而且首先,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寻得信任。如果他本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没有舞弊行为,那该宗派就会替他安排事务,向债权人[替他]作担保,并在任何地方都帮助他,其根据一般都来自圣经的律令,mutuum date nihil inde sperantes [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5)

  债权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方所属的宗派为了自己的威望,不会让债权人在代表该宗派的成员那里遭受损失;不过这一切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具有良好声誉的宗派只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成员: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使他们获得了道德声誉的保证。

  至关重要的是,宗派成员的身份就意味着一份道德素质的保证书,尤其是对个人的商业道德而言。与那些一个人“天生”就是其成员并被赋予超越义和不义之类荣耀的“教会”相比,这一点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荣耀、管理宗教恩典的公司,就好比一个捐款基金会那样。仅仅从原则上而言,教会的归属感是义务性的,对于成员的素质它并不能证明什么。不过,一个宗派是一个自愿者组成的团体,它的成员原则上只包括那些宗教和道德上合乎规范的人。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成员资格在经过宗教上的审查之后,得到自动接受,那他就是自愿地加入了该宗派。在美国,这种选择[的效果]经常被那些竞争性宗派导致的灵魂改宗而强烈地抵消――这部分的是强烈地受布道者的物质利益所影响,这当然也确是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所以,在各个竞争性的教派之间,也经常存在着限制改宗的联合协议。这种协议的形成可以看一些例子,如某个人已经离了婚,可是其婚姻从宗教观点来看是无效的,为了防止这种人[钻空子]轻易结婚,就会制定那样的协议。那些较容易再婚的宗教组织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一些浸信会团体据说有时候在这方面比较松,而天主教和路德宗则以其严格规定而受到称赞。不过据说这种立场也导致了这两个教会的成员减少。

  如果因为道德上的过错而导致被所在宗派开除,这将意味着在经济上丧失信誉,社会上丧失其地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1904)中,无数的观察都表明,不仅教会意识本身正在快速消亡(尽管它仍然很重要);而且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非常重要的资质也可以确定是如此。在大都会地区,我在几个随便了解到的事件中都得知,那些对一块未开发的地产打主意的投机商的常见做法如此:做出一副最谦卑的样子,常规性的建立一座教堂;然后他从某一所神学院中雇用一个代理人,付给他五、六百美元,如果这个人能召集聚会,并使这个教堂满堂的话,就把他安到像牧师这样的显赫位子上。我见到过明显失败并破落的教会。不过大部分情况下,牧师们据说都是成功的。诸如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之类的睦邻联系方式对于一个初来者而言,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首先还是要与“道德上”可靠的邻居相联合。

  在其它方面,不同教派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如在聚会的晚点上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奉献。在上流社会的教会中,音乐上的表现也和这种竞争有关。(如波士顿三一教会的一个男高音,他据说只在星期天唱,且收入8000元。)尽管有这样激烈的竞争,各个教派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友好的。例如,在我所出席的一个循道宗的侍奉中,我前面提到的浸信会的浸礼仪式被当作一种壮观而介绍给每一个人,以图启发他们。主要的是,这些圣会完全拒绝听“教条”布道和自白式的特性。它们所唯一提供的是“伦理”。在那些我所听到的面向中产阶级的布道中,讲道具有典型的布尔乔亚道德风格,毫无疑问是令人敬仰而又稳重的,同时又是以最温和、最清醒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些讲道所传达的是明显的内在信念,布道者也经常被打动。   今天,[所属]派别的种类是相当无关紧要的。一个人是共济会成员,基督教科学主义者,基督再生论者还是贵格派成员,或者都不是,这些都是无所谓的。9 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一个人在德性上经过一番检查和伦理审查之后,经过“投票”被接纳为一名成员,所依凭的是新教入世禁欲主义、因而也是古代清教传统的道德要求。[现在]还可以看到相同的影响。

  更详细的调查还揭示出,存在着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稳固过程,源于宗教的所有现象都屈从于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宗教社团(当然也有宗派)对美国社会生活有这样的影响。不过,教派的这一影响是逐步而缓慢衰退的。如果人们稍加注意,就会注意到醒目的事实(甚至十五年前就已出现了),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总是生活在十分现代化的大都会地区和移民中心之外)中间,有非常多的人在纽扣眼上装了一个小徽章(五颜六色的),它让人很容易就会想起法国荣誉军团的玫瑰型饰物。   当问这是什么时,人们一般会把它和某个带有冒险和狂热意味的名字相联系起来。很明显,它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团体在除了提供许多不同的侍奉外,还有安葬保险的功能。但是经常的,尤其是在那些最少受到现代裂变影响的地方,这些团体给成员提供了给予兄弟情谊般帮助的伦理教诲,这种帮助是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的。如果他遭遇了并非自己造成的经济困境,他可以做出这种吁求。这次我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样的例子,这一教诲所遵循的原理就是:“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或者至少其中很少利益因素。很明显,这样的教诲是具有兄弟之谊的成员们所愿意认可的。此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成员资格的重新获得要通过对道德价值的调查和肯定,并经由投票表决。所以在纽扣洞上的徽章就意味着,“我是一个经过了调查和审查而得到绅士身份的人,我的[教派]成员资格保证了这一点。”而在商业生活中还首先意味着:通过了信誉保证的检验。人们可以看到,商机经常受到这些正当性的决定性影响。

  所有这些现象都基本上限定在中产阶级层面,不过它们似乎正在处于快速裂解之中,至少对于宗教组织是如此。一些有教养的美国人常常简单地忽略了这些事实,或带着一些愤怒鄙之为“骗局”或倒退,或者压根就否定这些事实;许多人实际上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威廉?詹姆士向我确证了这些事情。不过这些[传统]的幸存者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存在,有时候其形式显得有些怪异。

  这些团体是典型的通往上层社会的交通工具,它们由企业界的中产阶级人士圈子人士组成。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在中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也包括农场主)中,散布并维持布尔乔亚式的资本主义商业伦理。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亿万富翁和信贷大亨的“带头人”(promoters)、“工业领袖”中有不少人(最好说是老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他们在形式上是属于这些教派的,尤其是浸信会。不过,本质上而言,这些人经常是由于纯粹的传统因素而聚到一起的,和在德国一样,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获得正当性,而不是使自己作为商人而取得正当性;在清教时代,诸如此类的“经济超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支撑,他们的“宗教虔诚”当然也时常是非常模棱两可的。首先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或从其中往上走的阶层,成为了那些特定的宗教导向的承担者,人们实际上可以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作是仅仅由偶然因素决定的。10

  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如果没有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和这些资质的普遍存在,如果不是这些资质通过宗教团体而得以维持的话,即便在美国,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像它本来的样子的。在任何经济领域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塑造出像摩根(Pierpont Morgen)、洛克菲勒、古尔德(Jay Gould)等那样的资本主义形象来,[这不同于]封建主义和家父长主义时代的僵化。他们所用以掌握财富的唯一的技术手段已经改变了(当然如此!)。他们屹立着,站在“善与恶的彼岸”。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们在经济转变中的重要性估计得有多高,也不能无限夸大,在主导一个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的经济气质中,他们永远也不是决定性的。首先,他们不是特定的西方中产阶级气质的创造者,也不会变成它的承担者。   这里不从细节上讨论这些美国宗教派别和许多团体及俱乐部(它们是几乎独一无二的)之政治与社会重要性,他们的成员的入会都是经由票选的。在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独一无二团体中,最后一代典型的美国佬的完整生活引导着它们,从学校的男孩会(Boys’ Club 注-指表现男子勇气的社团)开始,到运动员会或希腊字社团(Greek Letter Society注-指用希腊文来标志自己名称的社团),或某些方面的另一类型学生俱乐部,接着是许多著名的商业与中产阶级俱乐部,最后是大都会的财阀俱乐部。获得[它们的]承认就等于获得了向上爬的门票,尤其与在一个人的自我情绪广场前树立的许可证差不多。获得它们的承认也意味着对自我的一种“证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如果没有被任何会社(或准社团)所接纳,不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如同某种贱民(我注意到有因为未获接纳而自杀的情况)。一个如是的商人、职员、技术员或医生通常就获得了毫无疑问的服务能力。今天,无数这类的俱乐部成为了通向贵族地位团体趋向的承担者,这类团体是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特征。这些很有名的地位团体在侧面发展,它们与赤裸裸的财阀统治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美国,纯粹的“金钱”本身也能买到权力,但是却买不到社会荣誉。当然,它也是掌获社会尊严的一种手段。在德国和任何其它地方都是如此。除了德国之外,[其它地方]社会荣誉的适当途径来自于对封建地产的购买与继承,及有名无实的贵族身份的获得,这些也反过来加速了贵族“社会”第三代的认受性。在美国,老传统尊敬白手起家的人而不是继承者,通往社会荣誉的阶梯由在某所院校的友谊认同度所构成,从前则是一个特定的教派(例如,在纽约的长老会教会中,人们可以发现软沙发和扇子)。现在,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俱乐部比什么都要重要。此外,这样的家庭很重要(它们位于那些在中等规模城市里几乎从来不缺少的“街道”上),那些诸如此类的服装和运动也是如此。只是在最近,来自朝圣教父,Pocahontas(注-印第安女性名字)与其它印第安妇女等等之类的关系也变得重要了。这里并不欲在细节上讨论他们。出现了许多关注重建财阀的家系诸如此类的代理及翻译机构。所有这些现象――经常非常稀奇古怪,属于一个欧洲化了的美国“社会”的广阔领域。

  从过去直到现在,具体的美国式民主的一个确切特征就在于,它的结构不同于由许多个人所构成的无定形的沙堆,而是由非常排他但却又是自愿组成的团体所构成的复杂结构。直到不算太久前,在职务和教育方面,这些团体仍然不认可生来及继承来的财富之尊严,也不承认官方职务与教育文凭的尊严;至少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他们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还是非常少见的。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团体也远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张开双臂。可以确信的是,十五年前,一个美国农场主如果不在正式介绍后让他的客人与工人“握手”的话,他就不会领着客人从他正在犁田的雇农(天然的美国人!)旁经过。

  以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俱乐部里,没有人会记得有这样的事,如两个成员会以老板和职员关系一起玩台球。这里绝对随处可见的是绅士的平等性。这样的事在日耳曼-美国俱乐部里也不是经常有。我问过一个在纽约的德国商人(他有着最好的汉萨式的姓名),为什么所有人都试图获得一个美国俱乐部的接纳,而不是一个设备非常良好的德国俱乐部时,他的回答是,他们(日耳曼-美国人)的老板偶然会和他们一起打台球,可是仅仅让他们觉得老板们自我感觉这样作很“仁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工人的妻子和工会成员一起吃午饭,她们在着装和行为上可以随心所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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