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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新闻专业主义的前世今生

更新时间:2016-02-17 23:52:24
作者: 王维佳  
[ix]新闻记者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被分派到新闻网络中的各个网格上,进行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的行事规范不是对事件社会意义的整体观察和判断,而是按照“新闻价值”和“标准化的新闻采写规范”来确定自己选择和加工的信息能否顺利地刊登和售卖。这种产业分工和科学管理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新闻记者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综合判断意识,也丧失了对新闻生产的总体性把握和对自身地位的结构性认知。这使得他们无法从新闻商品生产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工作,却转而提出一套伦理规范和“专业独立意识”。这一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新闻编辑部的雇员认为他们从事着比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更为重要,且高人一等的工作。[x]对专业技术门槛和行业荣誉感的强调首先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记者们在行业杂志上抱怨他们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没有拉开距离,没有体现出他们高人一等的职业地位。[xi]他们显然没有将同样从事新闻生产的印刷工和发行工当做是同样被资本雇佣的兄弟来看待,而是不断放大新闻生产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差距。

   这种劳动过程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促成了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专业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则由“进步主义”时代的特殊思想氛围造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是众所公认的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最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由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构成,促成了新闻记者的所谓“客观”和“独立”意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一重内涵是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它鼓吹淘汰弱者,但是却假定整体竞争环境的公平。在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社会分层越发固化的时代,这种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如此不合时宜,却恰好起到了稳定社会、麻痹公众的作用。用杜威的话说,“个体自我选择的理论是恰恰是个人无足轻重时产生的”。[xii]在实际的社会运动中,这种进化法则导致任何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法则的集体性抗争变得不再可能。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而无论是保守的信息导向报纸还是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纸,都竭力渲染这些变革力量的暴力性和非理性。[xiii]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媒体带有专业色彩的客观性恰好成为塔奇曼所说的“合法化工具”。[xiv]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观念并不把社会看成是个体构成的松散结构,而是将社会看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整体。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的进程应该被有计划地干预,建立一套规范的制度,让社会的各个组织协调运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不适应城市生活规则的移民涌入美国,而高层政治和资本家之间又广泛存在贪腐现象,他们常被中产阶级描绘成只贪图私利的权贵阶层。对中产阶级来说,真正能够承担起控制社会、干预历史进程和塑造规范制度的当然就是这群脑力劳动者自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新闻界著名的“扒粪运动”,其中的记者多在没有形成科层分工的杂志社工作,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对社会问题的总体把握。然而,他们揭发政治和商业腐败,但是并不是要改变社会形态和进程,而是希望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其实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例如,当最著名的扒粪记者塔贝尔认识到她的揭露性报道让公众开始将剥削、冷漠、欺凌、压制劳工看作是工业公司管理不可避免的结果,并将唯一希望指向摧毁这个工商业体系时,竟然转而开始写一些商业成就和商业发展的报道,摇身一变成为商业社会的赞颂者。[xv]同样,1906年离开Mclure杂志的一群扒粪记者也转而创办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刊物。[xvi]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 Hofstadter)这样概括扒粪记者的思想特质:首先,他们秉持一种特殊的“事实观”:在扒粪记者的眼里,那些把生活描绘成美好的作品被讽刺和耻笑。对他们来说,“事实”就是粗糙、肮脏、卑鄙和艰辛,“事实”是隐藏着的、被忽视的、存在于后台的,“事实”是贿赂、回扣、特权和食品掺假。总之,“事实”是彻底无望的与理想世界脱钩的世界;其次,扒粪记者把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结为对法律制度的广泛破坏,只要法规没问题,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切都会好转;最后,扒粪记者承袭了从新教衍生出的广泛的社会责任论和对个人罪责的归咎。[xvii]203-204在这样的概括中,我们能够处处看到当今中国都市周刊新闻记者的观念印记,而他们在采访写作中念兹在兹的正是源自大洋彼岸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劳动状况和文化思潮的因素,新闻记者建构“专业主义”的职业认同和荣誉感还有一层作用就是应对社会精英的口诛笔伐。在黄色新闻业时期,对报纸的批评声音铺天盖地,大量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攻击市场新闻业将文化当作生意,一心迎合低俗品位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文化秩序,而且侵蚀了民主和公共利益。但是主流的新闻史叙事对这些问题很少提及,剩下的只是新闻记者对他们责任感、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自我褒扬。这显然忽视了“新闻专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对公共批评的被动说辞。

  

小结  回归历史实践的新闻理论

   从以上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构成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因素统统被主流的新闻史叙事排除在框架之外,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专业主义的伦理规范被视为现代新闻业的唯一归宿和改造中国新闻实践的范本。然而,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史和新闻史告诉我们,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甚至是美国式民主凋敝、传统共和主义精神丧失和新闻工作者精神异化的产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把握它所宣称的“客观”、“独立”的真正意涵。

   当然,有关美国新闻业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并不是新闻学界无意识的巧合,而是特定政治观念投射到历史书写过程中的结果。它成就的是一种脱离历史实践,用普遍性的“范型”来改造新闻业的政治冲动。这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忽视了新闻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复杂背景,也不愿意面对本土新闻实践积累的各种经验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它不仅无法帮助新闻业形成符合实际的、有特色的新闻实践,而且在客观上逐渐将中国的新闻业改造成全球新闻产业的一个构成部分。

   着眼新闻专业主义口号塑造下的中国新闻业实际,我们发现,独立和专业的口号越响亮,新闻记者在整体上把握社会问题的能力反而却越降低。不仅如此,在市场逻辑下,排除政治和社会责任意识,新闻业的低俗、造谣、煽情等负面现象大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新闻产业化过程及其相伴的新闻思想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实践当中。如何摆脱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形而上学思路,真正回归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来解读和研究新闻业的实际问题才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努力的真正方向。为此,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回归历史实践的新闻理论,迫切需要重建新闻业的实践哲学。

  

   【注释】

   [i] Larson, Magali Sarfatti.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Ⅹ.

   [ii] Polumbaum, Judy.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 in Chin-Chuan Lee (eds.), Voices of China,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pp. 33-68.

   [iii] Pan, Z. & Lu, Y.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 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15-236.

   [iv] 这里的“策略”指的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一套思维和行动框架,个体符合“策略”的行动是他们在社

   会建制(establishment)中合法位置的体现。“战术”是指缺乏权力的个体通过自创的、即兴的行为对社会

   建制进行偷袭.从而在建制的空隙中找到其自由行动的机会。这样,“战术”就成了用来抵抗和躲避既有规

   则的“弱者的艺术”。参见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F. Rendall,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v]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

   [vi] Nerone, Joh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normative model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2012. 0 (0), p.2.

   [vii] Cronin, Mary M. “Trade Press Roles in Promo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1884-1917”, Jou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93. 8 (4), p. 227.

   [viii] 【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ix] 【美】盖伊·塔奇曼著《做新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8-52页。

   [x] 同注释7。

   [xi] 同上:第10页。

   [xii]【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xiii] Rondinone, Troy. Great Industrial War : Framing Class Conflict in the Media, 1865-1950,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1.

   [xiv] Tuchman, Gaye. “Professionalism as an Agent of Legitim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8. 28 (2), pp. 106-113.

   [xv]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NY: Vintage. 1960, p.194.

   [xvi] 同上:p.197.

   [xvii] 同上:pp.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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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略网刊总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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