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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从乾隆到毛泽东

——读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有感

更新时间:2016-02-17 10:55:19
作者: 章永乐  
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群众打干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此并不是进行压制,而是提出了在运动中改造干部、改造党的主张。这催生了开门整党(与审干)这一具有自我治理性质的权力实践。从土改时期到文革结束,“开门整党(与审干)”一直是中共常用的落实“群众路线”、实行自我改造的做法。而像农会、工会、妇联、共青团这样的群众组织,在群众运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认识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它们是自上而下政治控制的手段与工具,还是起到了不断重建中共与其社会基础之间政治联系的作用?在文革之后,许多受到运动伤害的人倾向于采取第一种定性。然而,只要把当时的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与21世纪开头十年的“维稳体制”作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来。“维稳体制”依靠的是专门的官僚与军警宪特队伍,通过政绩考核体系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几乎不存在“发动群众”的因素,很少诉诸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开门整党(与审干)”中,经常发生的是群众运动脱离上级控制的风险。

  

   我倾向于认为,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具有双重性,它既具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的维度,但也具有自下而上的向中共传递政治代表性的功能,二者之间哪一个维度更为突出,取决于许多因素。成功的群众运动当然具有政治参与的意义,也具有政治竞争的意义,而在群众运动中获得更高政治代表性的党,当然也就具备了更强的政治控制能力——魏源将扩大政治参与和增强国家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思路,无意中在中共的“群众民主”里得到了体现。

  

   晚近三十多年来,从毛泽东时代存留下来的群众组织,多数已经变成高度科层化的专门管理机构,其积极主动联系群众的政治功能已经衰退。在这个时候,其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控制的功能才集中体现出来。但我们不能把当下的“维稳”经验投射到过去,认为这些组织从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自上而下进行控制的。

  

   当孔飞力探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时候,主要参照的还是欧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政治经验,很难想象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因此,他的视角是高度形式主义的:既然“商会、各种职业公会和民间团体、工会与学生组织越来越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他们的政治参与和竞争功能必然萎缩(第120页)。而这就没有看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就认识到群众参与对自身健康运作的意义。毛泽东又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派性始终存在于政治体系之中,关键仍在于如何“以斗争求团结”。

  

   不仅如此,出版于1990年的《叫魂》中呈现出的图景是,在乾隆时期,那些冷静的、按部就班的官僚,是制约统治者专权与普通民众疯狂的唯一力量——或许,孔飞力希望读者在乾隆的位置上代入毛泽东。如果是这样的话,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大量政治经验,就被彻底地无视了。

  

   然而,历史终结了么?正如裴宜理指出,对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共的独特能力。直到今天,这种动员仍然没有完全淡出。列宁主义政党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还在进行。研究者可以怀疑这种结合是否有光明的前景,但至少应该认识到,当下的实践中包含了孔飞力所讲的一切维度;否则,研究者难免会误判形势,把许多事实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于是自己所说的“内在视角”终究不过是隔靴搔痒。

  

   余论

  

   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认识到从乾隆到毛泽东的连续性或许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对于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认识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新传统,它与乾隆时代的政治经验以及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政治经验之间都存在重大的差别。如果对这个传统本身认识不清晰,当我们在回溯它的起源时,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一幅全面的图景。

  

   孔飞力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其所处的西方世界尽可能地对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同情理解。对国人而言,不应寄希望于西方学者帮我们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毕竟,总有一些经验,是他们无法把握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改革仍在持续进行。未来的愿景牵引着对过去的书写。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一标题下,完全可以出现不同的叙事。让我们期待新故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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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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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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