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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 赵志刚:大数据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修缮与重构

更新时间:2016-02-16 22:45:28
作者: 周均   赵志刚  
当前不少国家和政府为给数据新闻提供数据源都设立了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制度,比如美国政府创立了统一的数据开放门户网站——Data.gov,可以为社会提供各地天气与航班延误的关系,推动航空公司提升正点率,英国和印度也有自己的“数据公开”运动。

   在我国,随着国家改革力度的增强以及民众知情权呼声的高涨,特别是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发以后,政府信息透明度可说是愈来愈高,“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被提上议程。但由于各项规章制度刚性不强,且要求细化程度不够高,一些政府部门为避免外界非议往往以保密为由把一些本不是秘密的数据隐而不报,也不愿与其他机构共享,以至于诸多数据不完整。因此,笔者以为,要使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从源头上保证客观性,政府极有必要重视信息公开,打破数据封锁和条块分割的现状,并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细化,以增强部门执行的可操作性,在保密与公开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媒体:技术能力与思维水平并行

   媒体是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的直接负责人,也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中枢,对数据拿捏是否得当直接关乎新闻专业程度的高低。从目前国内外运用大数据分析制作新闻的现状来看,媒体应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下工夫。

   一是解决数据处理的技术障碍。与以往求数据而不可得的烦恼相比,当下数据成本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层面。面对海量数据,许多媒体往往抓耳挠腮而不得其要,以至于产出的新闻只有数据之名而无数据之实,究其原因,无非是数据加工能力先天不足。如果媒体和记者在没有掌握特定技能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转型热捧大数据,那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宏观上,媒体要有自己的数据分析平台。过分依赖国外技术,不仅会淡化自主创新意识,分析某些政府数据还存在失密泄密的隐患,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这一块的投入还存在不少差距。微观上,新闻机构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设相关的研究中心,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熟练掌握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使其熟练掌握可视化技术,学会识图制图及各种表格的制作。另外,新闻机构还应摒弃“人海战术”的传统思维,加强具有数据挖掘分析能力的人、具有可视化处理能力的人和具有新闻敏感的人的协同,达到“1+1>2”的整体功能效益。⑦

   二是避免数据处理的思维偏执。首先应对所搜集之数据保持怀疑态度,因为数据本身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外普遍采用大数据相关的数据产品进行辅佐验证,比如政府公开数据、街景图,但由于我们无论是新闻线索报料,还是微博、论坛等的信源发布,可佐证的信息元素较少,所以重点应对发布信源的账号的历史可信度进行衡量,借此来确认该信源的可靠性。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过去两年对微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相关积累,无论是账号标签还是历史事件。⑧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统计模型、挖掘技术也并非天然中立。其次应减少制作者的主观推论。数据本身不会说话的现实决定了记者需要借助一系列算法挖掘其中含义,但不能想当然地把主观推论当成算法。的确,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人结果,使一些平时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变量有了联系,但这只是“大数据商业第一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陈的“相关关系”,编辑记者断不能将其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否则新闻的客观性将遭受质疑。

   (三)公众:从匿名狂欢回归理性轨道

   大数据时代数据之所以呈现出几何级数增强,用户原创内容(UGC)的大幅增长是重要的促成因素,随着可携带设备的普及,公众几乎随时都在生产数据。过去是新闻生产创造新闻消费,媒体提供何种内容,受众就阅读何种内容,但现在新媒体给受众提供了“话语权”,他们不再当被动的观者,而是用自己的活动数据影响媒体生产什么样的内容。这为媒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提供了条件,但也为虚假数据的繁殖创造了土壤,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受网络虚拟性和匿名发布的影响,加之宏观管控的匮乏,公众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时往往有恃无恐,这就造成很多主观、虚假、非理性信息的“井喷”。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常常在重大事件发生后造谣生事,制造大量假数据以混淆视听。另外,网络公关公司为获取商业利益雇佣大批“水军”,频频制造出对己有利、对敌有害的数据乱象。⑨媒体的数据库如果包括过多此类数据,不仅甄别筛选工作量将急剧加大,完全排除虚假数据也会变得有心无力。如此,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无疑将大打折扣,最终的受害人还是处于末端的公众。因此,笔者呼吁,公众在大数据时代应该从匿名狂欢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当然,这不能光靠网民的自律,社会的“他律”也应得到重视和重建,降低数据源头的污染程度,对于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专业性或将大有裨益。

   (作者周均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赵志刚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②胡泳、张耀升:《社交媒体的精准化信息传播》,《对外传播》2015年第4期。

   ③徐锐、万宏蕾:《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核心竞争力》,《编辑之友》2013年第12期。

   ④徐人仲、李年贵:《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⑤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⑥王光艳:《大数据时代新闻特性的变化研究》,《编辑之友》2014年第6期。

   ⑦朱虹:《数据新闻:媒体融合时代对外报道的路径创新》,《对外传播》2015年第5期。

   ⑧潘一、李伟忠:《落地进行时:基于大数据的新闻生产系统底层设计》,《传媒评论》2015年第1期。

   ⑨罗弦:《网络新闻生产中大数据运用的伦理问题及编辑对策》,《科技与出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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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战线》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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