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魏磊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何以可能——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6-02-16 16:44:29
作者: 魏磊杰  
事实上,在地方自治蓝图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被建构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源于“一种私家的亲情向公共领域的扩大”这一重新挖掘出的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而“根据这种看法,由国家权力中枢所任命的官僚机构的强制性行为,永远不可能像地方领袖治理社区时那样产生善政良治”(第117页)。正是在此等意义上,“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第118页),而这种建构传统的目的就在于吸纳封建时代分权统治的合理成分来冲抵郡县制的过度集权的弊端。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自治的社会恰如军队,“其军队之将帅,则群中人人之良心所结成的法律是也”,法律是由集合了每个人自然的利他动机与精神而成,是个人品格修养的延伸,而正是“这种意境内在化的社会自律的意念,是自治运动的真谛之所在”(第115页)。其推演的逻辑在于,欲求实现“自治”就必先“转向自我”,谋求个人的自我改造,即儒家所谓的“克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谓之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何如也!”在这里,梁氏强调,为求“自由”,则求“自强”;为求“自强”,则求“自胜”;求“自胜”,即为“自治”,“自治”与“自胜”仅一步之遥,“自胜”才是社会规范的最基本问题,才为自我实现之关键。

   不难发现,梁氏这时已将自治的原义从自我治理、自我统治(self-rule, self-government)转变为自我限制、自我克制(self-mastery , self-control),即将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治,本土化地解读为伦理上的个人自治(自制)。

   梁氏认为,强国必先强民,国人当务之急在于求一身之自治与求一群之自治(后者将以前者为基础),恰如人的肌体的生理构成,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完整的基因密码,就可为作为整体的肌体提供机能。“在这些自治的‘小国’和更大范围的国家实体之间,并不存在着冲突。国家只不过是这些小国的‘扩大的图景’,所以,如果自治可以在这些小国实行,那么,有效的自治当然也可以由国家根据它们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第116页)。为阐明其观点,梁氏这里借助的是达尔文的“总体”和“个体”的譬喻。因为“总体”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由此显然只有强壮的个体才能组成一个强壮的总体。显而易见,他理解和欣赏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霍夫斯塔特所称的“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他所称的“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他最关注的竞争是他所称的国际间的竞争(“外竞”),而非一个国家内的竞争(“内竞”)。

   不难看出,虽“自治”的基点被下放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个人,然这里的个人却并非所谓个人权利的基础,亦与人权理论所讨论的个人概念无关。梁氏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群体的集体权利,或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国家权利,惟有在集体主义的框架内其主张才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达成妥协。

   可以说,以梁氏为代表的政治—知识精英的“地方自治”主张是在中国传统思维下求新的一种努力,是“把传统的以封建理想为中心的变法精神与适应多变的现代化要求相结合的产物”。他意图通过对地方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此种“水到渠成式的整合”(第117页),来对专制的中央权力进行“改造”,以求通过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路径,最终推动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确立。

   由此,在这种观念下,所谓的“地方主义”并没有确定的意义,他的讨论只是着眼于地方政治的精神心理基础,而所谓的“地方自治”思想,也只是用来为在中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权力的均衡提供理论根据而已。质言之,借助地方自治限制专制君权的目的,在终极意义上仍在于意图促成集中化的现代国家中央权力(开明专制)的实现。即便这种渐进主义话语很快即被干涉性极强的国家主义话语所消灭,即便梁启超很快地全面转向国家主义立场并在民初立宪之时强烈鼓吹“主权在国论”,但他也许从未彻底放弃这种混杂的“自治”观念。在此种意义上,他的“转向”与其说是一种智识层面的明显断裂,毋宁说是其宏大思想谱系上的一脉相承使然。

   就此,孔飞力在一篇研究晚清地方自治的文章中得出如下结论,可谓切中肯綮:“对梁启超而言,宪法与立宪的力量既不在于它具体的代表选举的机制,也不在于它分权限权的条款,而在于它的精神鼓舞作用。而分权的思想,只是在它能够进一步促进最终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强化的范围内,才显示出意义”。

   在此书前言的结尾,孔飞力这样谈到,“‘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是从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的。这里所揭示的,是历史演变在机制上的深层结构”(前言第7页)。换言之,他意在表明,只要所谓的“深层结构”保持不变,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旧的议程必将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第102页)。

   根据我的理解,这里的“深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与历史传统相互依托的社会—政治体系,而同一议程在连续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现,就意味着此等体系仍然具有制约作用。在从帝制朝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大时代,成就以从“旧秩序”转向“新国家”、将“天下之民”改造为“国民”、由“地方分权”走向“中央集权”为基本使命的“旧邦新造”,或许只有到1949年建国革命成功之后才具备完满实现的现实可能。

   二、为何如此: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性与必然性

   综上所述,在孔飞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控制始终是帝制晚期直到建国革命这一历史中长时段里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只不过,19世纪60年代以降,其原有维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体制内,地方主义渐趋做强,并造就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统合困境成为以后百年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问题;在体制外,横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问题,一直未获解决而延续下来,并与前者相互影响相互补强,实质性地制约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化。

   虽然,以今日视点事后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经辛亥革命38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只存在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随着时势发展,联邦主义政治思潮日益获得合法性地位,成为一种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单一制国家的努力形成对峙之时,似乎预示着中国政治轨迹发生本质变化的重大可能,但此等尝试却在昙花一现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合法的遗产——中央集权观念最终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地位。

   那么,经辛亥革命到建国革命之历程而实现的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最终成就的?换言之,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这或许正是孔飞力此书意图最终阐释清楚的问题。对此,结合上述政治控制的两个维度,我们不妨通过探究联邦主义国家观为何最终落败以及“中介力量”障碍如何终获排除这两个问题,来完成对此宏大终极命题的梳理与解读。

   辛亥革命时,并无预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辛亥革命的历史特质之一,就在于其采取了各省独立这一形态。所谓“独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为填补这一瓦解后的空白,各种各样的国家构想便在革命后的中国交错出现:或以新的王朝体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邦制共和国,或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

   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根据沟口雄三的研究,这种分权化的地方主义胎动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19世纪后半期为应对内外危机,清政府推行“双重绥靖”政策,得益于此,地方势力开始获得实质性增强,并最终造就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

   由此,从这一历史推移来看,联邦共和国体制在此时似乎是最为现实的构想。同时,近代中国有一项特殊国情,即大约在庚子之役后,越来越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依靠。这样,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救亡这样一种曲折的思路。这种取向无疑为联邦制的政治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20世纪2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便是其发展的顶峰。就此,杜赞奇这样评论道,“联邦主义者的话语围绕着所继承的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主题展开,试图即使不把省确立为主权政府,至少也要确立为自治政府,并以此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联邦政体的国家的基础”。换言之,联邦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方案视为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一理想的替代,而是视之为对民族统一的另一种解读。联省自治本身并不被视为终极目的,而仅仅是“全中国独立”的前奏。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各派势力其实皆是围绕着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中心课题而展开政治竞争的。而联邦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便是代表着几种相互竞争的努力,他们都想促进从地区性制度到全国性制度的转变。

   就话语领域的竞争而言,经历激进的五四时期,除了作为现代性的“他者”,“封建”这一传统已不被期望扮演任何角色。由此,联邦主义者此时不再用历史语言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观辩护,而转向了融地方自治与民权于一体的新的话语。为运动所起的新名“联省自治”本身即反映了省自治与个人自治的民主意识形态的结合。

   而反联邦主义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由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府来进行统治的国家,所以目前的混乱局面只是治乱循环的一部分,迟早会重新统一;从现状看,中国不能统一的根源就在于军阀割据,在此等情况下,谋求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无异于缘木求鱼,绝不可能成就国家的统一与强大。

   其实,无论是哪方主张,其基础都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独特解读,以及对作用于民族内部的更大的历史力量的不同理解。然而,实际上从当时各省当局主导制定省宪的事例来看,联省自治的确存在为试图维持现状的军阀所利用的一面,而这在国家贫弱但国家主义话语强大的时代往往最易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对此,时人杨荫杭的评价甚具代表性。在他看来,自治不过是割据之别名,此主张可能引发国家的进一步分裂:西南各省有野心人物,因侵略他省失败,“一变而为‘孟罗主义’。其名则曰各省自治,其实则既无余力侵人,又不肯牺牲其势力以求统一,乃不得已而假‘孟罗’二字之新名以标其主义,并假‘自治’二字之美名以耸人观听。其实即封建割据之别名”。

   显然,联省自治运动力图采用民主的叙述结构来彰显自身的正当性,然而,反联邦主义者却似乎从未放弃从历史的叙述结构来对其进行攻击,将这一运动与“封建”、“割据”勾连起来,径直视其为在自治、自治运动及民权等民主语言的外衣下重演的分裂与分裂主义的历史。而正是延续这一批判思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通过巧妙地话语再造,与当时主张中央集权国家话语的国民党盟友桴鼓相应,分别从权力政治与权威语言两个层面,最终消灭并从意识形态上彻底埋葬了联邦主义这一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他种道路。

详言之,诚如上述所论,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封建”一词已发展出一种很强的制衡专制权力的历史批判作用,但在陈独秀使用该词时,它已成为一个完全贬义的字眼,代表着一种负面的力量。“它之所以获得此种力量,是因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范畴之后,它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开始产生新的意义,以此为中心,20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现实便被组织起来并开始产生一套新的、19世纪后期关于封建的观念所不曾具有的意义或对社会现实的想象”。可以说,革命者对民族语言形成的最终贡献,就在于它对“封建”一词的再发现与再利用。在此过程中,陈独秀巧妙地将这些所谓的“旧道德的死尸”包装进新道德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7129.html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8月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