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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明:皇权与清代司法运作的个案研究——孔飞力《叫魂》读后

更新时间:2016-02-16 16:40:04
作者: 徐忠明  

   但是,诸如“叫魂’ 一类的巫术信仰,就某种意义而言,乃是一种对国家垄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的挑战和颠覆。另一方面,那些操持这种邪术的僧侣,则对民众的信仰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威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 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的宗教信仰体系始终是存在的,也是官方无法彻底禁绝的;换一个角度看,只要民间信仰不与国家信仰直接发生冲突,还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叫魂”妖术的爆发,乃是“盛世”底下潜伏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矛盾交 互作用的产物;然而,乾隆年间各省掀起的清剿“叫魂”妖术的运动,则是皇帝与民众合谋的结果。与此同时,其中还夹杂着乾隆与江南地区那种既羡慕认同又厌恶指斥,视为腐败堕落的渊薮的心理因素。

   不过,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

   叫魂:皇权与司法运作

   之所以说问题尚未完结,是因为清剿“叫魂”妖术运动的背后,还有一个皇帝与官僚之间权力运作的纠 葛有待挖掘,有待梳理,有待解释。孔飞力交代完毕神秘兮兮而又比较感性的“叫魂”传奇问题之后,摇身 一变,摆出一副正经严肃而又理性冷静的架势,开始为我们深入分析:乾隆皇帝为啥“夙夜不寐”地投身“叫 魂’案件的处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想以“皇权与司法运作”为题目考究一下孔教授的具体看法。

   在‘叫魂”事件爆发初期,地方衙门的官员虽然觉得这种妖术事件不同一般案件,而且事关仕途前程——如果‘叫魂”妖术确有其事,那么一旦错放罪犯或引起民众的恐慌,危及地方公共秩序,自己难脱干系, 也罪责不轻;但是,他们对此又感到将信将疑——亦即“叫魂”行为果真能够产生那些无知小民谣传的结果 吗就在这样一种患得患失和将信将疑的心态之下,况且所有被指控的案件经过审问(严刑拷讯)之后证明都是证据不足,简直可以说是捕风捉影;故尔地方官员处理起来还算比较谨慎,一旦发现证据不足,随即放人了事。

   可是,由于一个既偶然也必然的原因,乾隆皇帝得知江南地区最近发生一种人们称之为“叫魂” 的妖末而且还在不断扩散,事态随之急转直下,变得严峻起来。

   一则乾隆责怪地方官员“隐瞒”事件真相, 而这恰恰是专制皇帝最为忌违的事情;

   二则出于担心“叫魂”妖术可能引起的恐慌,这从乾隆对1752年马朝 柱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事实上,在皇帝看来,妖术不仅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而且它所煽动引发 的社会恐慌更有可能危及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在1768年7月29日乾隆皇帝向全 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发布一个紧急诏谕:命令各省严厉追捕‘叫魂”术士,保护百姓免受妖术之害及维持地 方之安靖。这一说法的背后,则有《大清律例》处罚“妖术”的各种条款。之后,事态变得越来越严峻,到了 9月初,乾隆已经确信,日益蔓延的“叫魂’事件,不仅威胁地方社会之安危,而且很有可能威胁朝廷本身之 安危。

   在9月7日皇帝又发布了一道上谕,终于把剪辫妖术与充满政洽‘效忠”隐语的剃发留辫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所谓的“叫魂”不仅仅是妖末而是谋反。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古代法律里面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列为著名的“十恶”之首。在乾隆层层加码的压力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纷纷行动起来。

   州县衙门的捕役对‘叫魂”术士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追捕,一个个“叫魂”疑犯被扭送衙门审问,用尽板子夹棍,弄得鬼器狼嚎,血肉横飞;上级知府和总督衙门层层审转,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据以断罪量刑。巡抚、总督的案情奏章源源不断地飞速抵达承德的夏季行宫,放到皇帝的公案之上;而乾隆则事事过问,发布各种清剿指令,并且严厉申斥地方官吏办事拖拉,阳奉阴违,致使“叫魂”主谋迟迟不能归案。

   经过地方各 级衙门审理的案犯也被一拨一拨地押解北京,再由皇帝任命的军机大臣、刑部长官和京畿步军统领组成特别法庭,进行重新审核。然而,结果同样令人遗憾,因为案犯纷纷翻供,声称原来的“ 口辞”乃是“不能忍痛而吐不实’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并没实施什么“叫魂”的妖术!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叫魂’事件/案件的泛滥蔓延,审理的逐级升温,一则与民众的报复、猜忌和诬告相关,二则与皇帝的清剿命令有关;另一方面,民众诬告得以肆意扩散,事实上也与乾隆的扑灭妖术的谕旨相关。

   总的说来,推动审判“叫魂”案件的司法机器加速运作起来的,是皇帝自己。换句话说,只有乾隆才是指控整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叫魂”妖术案件的总检察官;同时,也只有皇帝是整个案件的首席原告。皇权成了大清帝国司法机器运作的燃料,故尔,孔飞力指出: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第 169页)事实也真是如此。至此,我们才能明白皇权对司法运作意味着什么;而皇帝之所以特别关注“叫魂’事件,除了“安良除害”这个既堂皇又确实的原因之外,更有通过“个案”审理来强化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这个深层目的。

   为了深入把握中国古代司法运作的这一特点,我觉得尚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分析:

   一是皇权与官僚体 制的基本结构;

   二是皇帝与司法体制的一般关系;

   三是乾隆面临的问题及他的具体做法。

   所有这些,也是孔教授或详或略或隐或显予以解释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皇权专制的渊源极为久远,我们在史前时期就能看到它的萌芽;也就是说,它与酋邦制度 下的酋长专权有关。随着酋邦战争的扩展,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君主的权力逐步得到强化。可以说,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专权是其社会基础,部族征服战争的军事专权则是其政治动力。

   夏商周三朝不但方国 林立,而且实行分封体制,因而天子的权力毕竟有限。在我看来,对中华帝国皇权专制形成具有根本意义的时代,则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那时,各个诸候国家为了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为了“救亡图存”进而取得争霸战争之胜利,纷纷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法律方面的全面改革。

   这些改革的一个最为显著的 特征,就是各项制度的渐次理性化或合理化;与此同时,君主的专制权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以“文吏”为 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得以初步形成。秦汉时代的意义,则是最终建成一个“六合同风”与“王者无外”的“ 一统”帝国,皇帝专权得到进一步强化,官僚体制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皇权专制结构也是后世历代皇朝的基本格局,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谓“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即是指此,同时也指明它们都是专制政权。自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以后,贵族政治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后果乃是皇权更加强大,而官僚却逐步沦为皇帝“走卒’之地位。

   当然,皇权与相权也曾构成一对矛盾,但是,乃至明朝洪武13 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皇权专制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相权则已不再是根本性的问题。史称“清承明制’恰好说明,清朝的皇帝专制丝毫不让明朝;而且随着禁革宦官干政与大臣结党之弊端,皇权更有加 强的趋势。

   这祌‘官僚君主”制度的要义,就是法家竭力标榜的“明主治官不治民”的原则。正因如此,自从秦汉以降,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吏治”问题。对此,只要我们翻检以下历朝历代制定的繁复细密的有关官吏选拔、任命、考核、奖惩等等方面的法律典章制度,就会明白。

   故尔,梁治平先生指出:君主通过官制的安排以 便控制臣属的苦心,恰恰是中国古代官制的核心。此乃当的之论。一般而言,皇帝是这个制度的中枢,而官僚机构则是皇帝的手足和耳目。官僚机器的运作,自然必须遵循法律典章之规定;又因为官僚只是皇 帝的雇员,所以他们最终不是对法律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相反,尽管皇帝是各种制度的源泉,但是,他自己却不受制度的约束;也就是说,皇帝是超越法律和制度之上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皇权真的没有一点制约。刚好相反,制约是有的。譬如,在皇权运作过程中,官僚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制约;再如,法律制度及 祖制遗训,甚至礼仪和道德准则,也是一种制约因素。不过,这些所谓的制约,只是一种“软”约束,而非 “硬”约束。极而言之,皇帝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超越地位。

   那么,皇帝手里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威呢一句话,皇权乃是一种全能的权力,它无所不包——立 法、行政(包括军事、外交、考试、监察等等)和司法,亦即现代宪政体制下的三权皆由皇帝垄断;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皇帝是‘奉天承运”的,他代表上天对人类社会实施统治。就司法来说,皇权也是核心,也是枢纽。

   从清朝来看,皇帝的司法权力主要有二:

   —是死刑案件的最终裁决。在清朝,每个死刑案 件均需履行‘专案具题”的手续,即是向皇帝专门报告。根据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的规定,死刑罪名有436 项在当时,每年约有三千多个死刑案件③督部和刑部两次具题,就有六千多个专案题本;据此,皇帝平 均每天就要处理十多个死刑案件。

   对“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讲,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处理死刑案件,我们从中领悟皇帝对司法机器严加控制的迫切愿望。尽管这种死刑“勾决”制度不乏“例行公事”的文牍主义的 弊病,可是,大清皇朝二百年间奉行不辕,我们同样可以由此看出皇帝对司法权力严密控制的深刻用心。自然,这仅仅是一种对官僚机构司法运作的常规性的、制度化的控制。

   二是钦定案件的审判。自清朝开国 洎乾隆时期,清代的“钦定’大案要案之数量确实不少,诸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等等;再加文字狱案,更是数以百计这些案件的处理,具有超越常规的意味;然而,它却是体现皇权司法作用的更为重要的层面。当然,这些政治性的“钦定”大案要案,还有它们自身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而不仅仅是司法问题。

   雍正皇帝曾经对“吏治”有过一番严厉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整饬,由此皇权得以进一步强化。在皇帝的寝殿养心殿里,雍正曾经亲笔手书“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既是一种心态的表白,也是一种事实的写照。这些,作为一笔政治遗产被乾隆所继承。但是,乾隆继位以后,曾经意欲改变其父“严苛 少恩”的策略,而推行‘宽猛相济”的方针,然则,对强化皇权却没有丝毫放松懈怠的意思。

   继位之初,这位皇帝就着手削弱宗室亲贵势力与打击臣下交结朋党,以此强化皇权。乾隆倡言“盖权者,皆不下移,实无大 臣敢于操窃”就是最好的反映。事实上,乾隆继位之后,对控制官僚机构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乾隆的这些做法,按照孔飞力的观点,与他的个性也有密切的关系。(第289页)就此而言,皇帝的专制权力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或感性特征;落实到“叫魂”事件上来看,乾隆的种种举措恰好成为有力的证据。

   那么,就“叫魂’案件而言,它的司法意义又是什么呢?孔飞力告诉我们:这个“叫魂”妖术案件已经变 成推动整个官僚机器运作的燃料;也可以说,它成了推动整个司法机器运作的动力。因为,中国古代司法 乃是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意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它给了皇帝监督和控制官僚的一个重要机会。

   孔教授认为,传统中国官僚君主体制的权力结构有二: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而且它们是并行不悖的。 我以为,它们之间了不乏矛盾和冲突。因为,所谓常规权力,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权力;既然如此,官僚机构就会‘循例”运作,而不愿受到皇帝的时时刻刻的严密操纵。然而,作为“视国若家”的皇帝,则对官僚机器时时刻刻抱有一种戒惧的心理,一种控制的欲望。对乾隆皇帝来讲,为了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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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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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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