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滨 刘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近况与实践

更新时间:2016-02-13 19:04:19
作者: 李滨   刘毅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刘毅(以下简称“刘”):国内学界一般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位?它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元问题”是否存在某些一致性?

   李滨(以下简称“李”):先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定位。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目标是挑战和批判主流理论,实质上也是挑战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理论,希望用一个在本体上更多元、更具反思意义的思想来替代它们。这种理论本质上是在挑战保守倾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以及这种观念所支持的世界政治权力结构。因为实证主义涉及一个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对现代国家的结构和思想缺乏影响力的抽象科学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希望把人们从目前支持现存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借此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必要的沟通桥梁。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的共同目的,就是谋求解放或社会平等。葛兰西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反对霸权,通过国际公民运动来重塑世界秩序,以此增进人和民族的平等;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各民族对话,在世界范围内重建政治共同体,消除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伤害。在理论基础上,它们共同的构成要素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主义学派是建立在一种实践本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哈贝马斯所谓的“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建立在元理论或者说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有的是建立在建构主义之上,有的则是两者相结合,在实证主义或建构主义之间有所侧重。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的历史。将历史或结构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还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我的观点更多倾向后者,即历史或结构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是一种人民创造的历史,但人类建构的历史结构,往往使之成为人类的“异化物”,使人成为它的奴隶,囿于旧思维;然而,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他具有主观反思能力,人类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突破异化,改造和变革世界,但这种改造是建立在旧历史结构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考克斯(Robert W. Cox)所说的,实证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建立在人类自身建构的历史结构基础上。

   所以,在国际关系元理论意义上,我认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它是人类历史特定结构的产物,它在一定条件下有技术性作用,即使是创新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其实,这种元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经常谈到的“结构与施动者”关系的问题。结构是施动者的建构产物,但反过来结构对施动者也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问题是人类能否打破这个历史结构的限制,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结构,完成变革过程。这构成了实证主义的理论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的重要分野之一。实证主义的理论把国际关系结构看成一种自然的产物,认为人类只能顺从这种结构,重复过去的行为,不断通过自己的行为再现这种结构,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就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这种思维。另外,实证主义的理论看待国际关系的现实好像是“中立”的,独立现实之外的,没有把研究者自身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没有置身于现实的矛盾过程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主客观分离倾向。社会科学理论是不可能价值“超脱”的,理论者本身就生活在现实中,理论总是反映了它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与解决矛盾的倾向。实证主义的理论也是倾向于某种世界秩序的,希望通过理论使现存秩序运作更顺畅,从而维护现存秩序。但这种维护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科学(准确地说,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所以,考克斯称之为“解决问题的理论”。

   与此不同,建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既然国际关系的结构是人的建构产物,人类作为结构的施动者,也能塑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跳出旧的思维“樊篱”。当然,并非所有的建构主义都是进步的,有的建构主义是为了塑造既得利益者的结构,温特的建构理论似乎属于这一系列,因为它没有结构改造与解放取向,因此,他的理论被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米尔加•科基(Milja Kurki)评论为“……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转向的自由主义版本,一种不具有变革的批判政治的认识论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建构倾向的理论)都是有社会公正或“解放”取向的。这些理论往往从现实的国际关系矛盾出发,去理解结构;为了世界弱势群体和国家,而探索新的世界秩序。这种规范性的取向体现出“为了谁、为了什么的目的”等明显特征,而不像西方主流理论那样标榜“中立”与“超脱”;它致力于揭露与批判现实,以及为这种现实背书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才是一种批判理论。

   刘: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实践背景有哪些?

   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应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葛兰西的思想,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相应的现实背景,一是西方主流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理论的盛行,二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各种全球性社会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两个理论前提应该说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虽然它们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区别,甚至超出了我们过去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比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总体上是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及其运行制度,希望用一个替代性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些替代性制度与苏联式的体制不同,它没有具体的目的论特征,更多强调民主的、非暴力的手段,如通过对话、沟通来实现制度替代。可以说,这些理论第一个作用是批判现存制度和秩序。第二个作用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强调重新塑造人,重新塑造人的思想,用新伦理规范来塑造世界。第三个作用是强调解放人,追求社会平等,反对旧秩序的话语霸权。虽然在理论基础上,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上,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背景与主流宏大理论有关。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问世,在西方国关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书可以说是集实证主义之大成,具有结构主义特点现实主义的著作,开创了国际关系结构研究方法的新范式,虽然它受到西方另一个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的质疑,引发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但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方法论或元理论基础上与它并没有太大区别,理论的目的性也没有大的区别。在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盛行条件下,以罗伯特•考克斯、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和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参与到这场“大论战”中,他们都希望打破这种实证主义结构理论一统学术界的局面,进而启迪心智,宕开视域,真正认清理论的目的与功能。可以说正是在考克斯带领下,后来各种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一不是以批判西方主流理论为基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第二个现实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全球化及相互依存带来的政治结果问题。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改造了传统的权力政治,而新现实主义认为这丝毫不改变国际权力政治的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关注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它们更多是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异化、生态灾难等社会问题,看到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矛盾,希望由此来探索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关注全球性社会问题,“低政治”问题。它是在批判新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漠视世界政治经济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忽略不发达国家的不公平感受,或者说用冷战来掩盖世界政治经济的其他问题。

   刘:您是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

   李:这涉及研究方法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流派众多的领域。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葛兰西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当然也存在着“科学主义”倾向的理论。这里强调的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倾向。两者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科学主义就是用上述所说的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阐述国际关系的内在特征。它们认为国际关系演化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看待国际关系,如“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就具有这种倾向。这些理论都有一种结构主义的倾向,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建成之后,其结构长期不变而且稳定地影响着国家的行为,外围国家和民族作为一种能动的施动者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无法靠自身努力而改变。然而,事实已经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也不是数百年的超稳定结构,几百年的大国兴衰史和资本主义的改革已经说明了问题,一些过去的外围国家(或准外围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从不发达变成相对发达。

   另外,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也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其表现是把过去的实践作为一种绝对真理拿来简单复制,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情形得出的结论作为一种绝对真理来使用。比如,在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中,有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其依据就是根据列宁时代分析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垄断资本主义。但目前的现实是,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义是跨国的,这种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大国关系在经济关系上已经与列宁时代有着重大区别。列宁说,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但列宁又强调这种分析只有建立在当时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问题上才有意义。比如他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时就指出,“超帝国主义论”脱离了“20世纪初的历史的具体时代……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

   我认为,列宁在这方面无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列宁在完成《帝国主义论》时,就很好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当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各民族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民族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如果照搬列宁当时的结论就有教条主义之嫌。我们应该学习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当今世界政治。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研究,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如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的《全球资本主义论》(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也包括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及《多元世界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这些著作都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很遗憾,中国学界目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研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代表人物

   刘:国内学界如何认识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进展?

李:国内学界注意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7067.html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4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