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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平:弥合“人民”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分歧

更新时间:2016-02-13 15:59:32
作者: 孙平  
”“我们的绝大部分的新闻事业也已不是或不可能属于利润追求的企业范围,而基本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了。”

   2.正确方向基础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文在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努力贯彻《共同纲领》第49条的方针时用了两句话:“我们一定要充分地报道人民大众战胜反动派建设新生活的努力。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勇敢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得我们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同胞,能够经常地修正错误,改善工作。”在刘文看来,这两句话正好对应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块主要工作,即前一句话对应的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正确方向”,而后一句就是“批评与自我评判”。“人民新闻事业的共同使命就在于把国家建设的计划和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动员人民为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作战;支持和平政策,发展和加强各民族间的友谊合作,为争取各大小国家的独立完整、为国际的和平安全而战斗;暴露民主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争取民主的原则、为暴露法西斯余孽和根除其思想而战斗。”“这才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只报道了我们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加以歌颂赞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应该说,那已经做得不错,新中国极端需要这样的工作。可是那只是‘真实’的一部分,也许是一大部分。今天中国的‘真实’的另一部分,还是不健全的,妨碍我们前进的。对于这一部分,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运用他们的新闻工具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当然,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与资本主义的新闻批评也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揭发和批评一个官僚主义的事件,决不能靠新闻记者主观的印象,必须从直接和间接受到那个事件影响的群众和干部中调查了解,寻找根源,并听取他们对于如何纠正的意见,然后再对照着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加以判断。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充分根据和提出改革的办法。”

   3.判断新闻真实与否的人民利益标准

   关于这一点,胡文并未明确论及,但是从上述两个论断中也不难看出,《共同纲领》第49条所说的“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显然与现代司法中的“新闻真实”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刘文看来,“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个案中新闻报道是否真实,而是新闻工作的重心问题。“《共同纲领》中的‘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与‘客观主义’是没有丝毫关系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大部分生活还充塞着旧的腐朽的渣滓。一个庸俗的新闻记者,抱着‘有闻必录’的态度,可以终日忙于罗列这些未死的现象,而不注视新生的真实,那是对人民没有任何贡献的。”“我们社会中的婚姻纠纷和凶杀案件,并没有因为人民政府的成立而忽然消灭。这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军事和外交的秘密当然也是真实的存在。但是恐怕只有丧失爱国心和责任心的新闻记者才会利用‘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一条款来任意从中取材吧。无原则地‘报道真实’必然流于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投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哪种新闻报道才是“真实的”,其“最主要的考虑是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检查我们工作的标准是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样就使我们有条件来把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一切真实新闻、真实问题、真实缺点、真实威胁、真实活动、与真实的进步和胜利,报道出来。”总的来看,这里所说的“真实新闻”与上述第2点内涵所说的“正确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我们今天在名誉侵权中所讨论的“新闻真实”完全不同。与此相联系,《共同纲领》第49条中“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所要针对的也主要是那种“对整个工人阶级、黑人、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的诽谤”,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针对个人的诽谤。

   总的来看,《共同纲领》第49条当中“新闻自由”的含义与我们当下所理解的新闻自由有着巨大的差别,究其根本还是人民权利观起了主导作用。将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维系于“政治和物质”保障,必然倾向于把新闻事业建设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把基本权利视为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改造的方法,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人民“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那么开展“正确方向基础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顺理成章了;将“人民”视为与国家、与社会完全等同的抽象集体感念,那么以“人民利益”作为判断新闻真实与否和调整新闻工作重心的标准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只有“专政”,似乎胡文和刘文都没有直接论及。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胡乔木和刘尊棋在当时都是代表新闻工作者来发言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怎么依据《共同纲领》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谁能够从事新闻工作、谁不能从事,以及谁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谁不能发表言论,那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新闻自由”的具体实现

   那么,作为一种“宪法理念”,人民权利观主导之下的新闻自由是如何转化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制度的呢?实际上,就在建国初期,执政党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很快就将上述三项人民权利观主导下的新闻自由内涵予以具体化。

   (一)新闻事业公权力化

   早在解放前夕,中共就开始着手建立一整套“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的新闻管理体制。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对私营报刊、通讯社等新闻机构采取特殊的经济政策:“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采取鼓励政策。”[12]189正是由于将新闻事业定位为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对私营报刊、通讯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较之一般的工商业改造,要开始得早、完成得早、改造得也更加彻底。

   以报纸为例,1950年3月全国私营报纸还有58家,到1951年8月私营报纸减至25家,《大公报》、《文汇报》等解放前有相当影响的私营报纸相继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初全国的报纸都实现了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在开始的时候还保留了一些报纸的私股,同时由政府给予适当投资或贷款作为公股,以扶持报纸发展。不久,私股也逐渐被退还,全国的报纸都成为公营报纸。[13]6当时另两种重要的新闻传播机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比报纸更快。[13]6-13虽然在50年代的头几年里,党中央曾经在全国推行过报纸“企业化经营”[5],但这只是为了缓解建国初报业在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困难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这种“企业化经营”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由市场经济推动的新闻事业改革截然不同,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报纸企业化经营的结果并没有促成整个新闻事业的活泼和繁荣,反而是在发行、广告等方面限制了报业竞争,加剧了全国报纸内容的单一化。[14]

   对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止于所有权性质或经营方式的改变,与经济改造相伴而生的是管理体制上的党政化改造。在《共同纲领》颁布实施后,中央人民政府曾经设立了新闻总署主管全国的新闻机构。对此上文提到的胡文还曾评价到:“我们新闻界同人对于共同纲领列有新闻工作的专条,和中央人民政府设有新闻总署这两点,感到极大的鼓励。”[10]49在新闻总署主管下,新中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曾出现过短暂的党政分开,依法管理。但是很可惜仅仅两年之后,新闻总署即被撤销,新闻工作由中宣部统管,新闻管理体制又恢复到解放前的党政合一的状态。[15]312-316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人民日报》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各级地方党报也都改由其地方党委直接领导。[16]277其他报刊在经过一轮撤并调整之后,也都纳入了这个管理体制,“党报体制”由此形成。在这种体制下,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成为当时新闻传播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占据了全国各类报纸的首要地位。[13]5在报纸之外,新华通讯社迅速成为全国唯一的一家通讯社,它统管全国各地方通讯社,受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国内重大新闻和外交性新闻,并负责对全国的报纸、广播电台供给稿件。[13]7在广播事业方面,随着六大行政区建制的取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很快成为全国垄断性的广播电台。[13]10

   经济体制上的公有化和管理体制上的党政化使得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机构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机关。尤其是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红旗》、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它们的经费来源全部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并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可以说,它们就是事实上的国家机关,而且是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权威的国家机关。总之,在人民权利观的主导下,经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是属于“人民”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由“新闻机关”代为行使的,由此新闻“自由”也悄然蜕变为新闻“权力”。

   (二)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当人民的“自由”蜕变为国家的“权力”,那一般公民还有自由吗?从建国初期的那段历史来看,答案并不那么绝对。这主要是因为,人民权利观主导下的新闻自由理念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能够投身于“人民大众战胜反动派建设新生活的努力”,而且能够“勇敢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原是党内开展工作的一种方式或作风,其核心是要求党的集体和个人保持自律,自觉地认识并纠正工作中的各种错误[6]。建国初期,这种党的工作方式和作风被应用于新闻工作之中,从而在无形中创造了一整套公民通过报刊批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新闻工作机制——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1950年《决定》”)。[17]5-61950年《决定》在一开始就强调:“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在这种高度自觉自律的精神的指导下,1950年《决定》要求“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50年《决定》的指导精神也毫不过时。与这种指导精神相适应,1950年《决定》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相当超前。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是“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对此,1950年《决定》还特别做出了说明:“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与此相关的还有两项措施。一是“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二是“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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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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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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