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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湄:傅斯年的“中国大历史”

更新时间:2016-02-12 22:36:15
作者: 江湄  
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这一历史变局最重要的表征,莫过于书生文人者流的社会地位、精神意态发生了大的变化。对此,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二卷)中有一段精彩论说:唐朝及以前的书生多出身清门,与统治阶级本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意态感受,正像是在“华贵的社会”中做客,不像宋朝人以天下事自任。经五代之乱,世族门阀扫地以尽,北宋以后的书生每以射策登朝,致身将相,所以文风诗风从此一变,直陈其事,求以理胜。不过,在傅斯年看来,士族的衰落、书生的兴起,另有其大弊的一面:从此,中国社会更趋向于无自由无自治的平等,“国家”之外的“社会”更无力量。随着这个书生阶级的日渐堕落,中国在遭遇西方入侵、面临社会变革之时,遂难以产生一个像日本“藩士”集团那样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势力,而“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革新也总是遭到失败。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使科学的历史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也成为后人追慕不已的学术盛世。然而在青年人眼中,一头扎进专深学术的“五四”先驱如今在思想上已经大大落伍,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仰。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尽管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也发起了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但他们的声音显然太过低调,不再有新文化运动时的风光。一九三○年四月,胡适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是为自由主义者参与论战的论纲,结果却遭到梁漱溟尖锐的“敬以请教”:“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先生若只是平列罪恶现象,“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要想推翻革命家的理论和号召,“亦太嫌省事!”(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册,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直到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在迫切的民族危机之下,胡适写了两篇文章算是正面回答梁漱溟的“请教”:中国自秦汉以后无“封建”;宋以来无“士大夫”;元明以后,“三家村小儿”靠几部刻板书几百篇时文就可以登科做官。中国的社会太过拉平,人民太贫穷,教育程度太低下,以致既没有一个有势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有势力的智识阶级,对于君主政体的信念又被那太不像样的满清末期毁坏,“中华民国”的建设事业于是缺乏一个“天然候补的社会重心”。一九二四年以后,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本有望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不幸却“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以至渐失所望(《领袖人才的来源》、《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胡适文集》第五册)。

   这时,傅斯年对中国之病症及其历史根源的诊断与胡适大体一致:中国曾以繁荣的工商业、优美的艺术文学以及大帝国的组织力昭示光荣,今日之患,主要在乎没有“政治重心”,而此失“心”之症根源于脱离“封建”太早、帝制训练太长久的历史。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什么党,只要能拿得起“政治”,当得起“政治重心”之责,则一切事情都可望进步(《“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册)。他开出的药方,是切实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入手,要把大学建设成一个“力学”的园地,要以专业技能的训练为中心,培养出一个“技术阶级”,他们将构成社会的“中等阶级”,成为自由民主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说:“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现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教育崩溃之原因》,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册)他之主张科学的历史考据学,一心一意造就一个象牙塔般的“学院”,盖与他心中的“中国大历史”以及建立其上的中国现实观密不可分。

   傅斯年主要关切为中国造“社会”的问题,因为按照从西方历史抽象出来的普世性“进步”逻辑,当然应该先有一个以中等的技术阶级为中坚的“社会”,然后从中自然成就一个政治中心势力。但是,随着几千年王朝制度的终结,中国近代不仅存在“社会”残破的难局,更面临着“国将不国”的迫切危机,也就是说,同时还存在造“政治”的问题,像傅斯年、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在实际上,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先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政治重心”,解决“国将不国”的问题,然后再按照历史“进步”的程序,“自上而下”地造“社会”。可是,这个新的“政治重心”并非产生自“技术阶级”,当然也没有培养一个以“技术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的动力。

   大约在一九三○年,时值“中国社会史论战”方酣之际,傅斯年计划写作一部通论性的中国文化史,名曰《赤符论:一个开启中国历史之正形之尝试》,可惜只存目次,不见任何进度,否则,我们今日当有一部出于中国自由主义者之手的“中国通史体系”了(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318页)。

  

   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立场和学术观念上与胡、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适相反对,但是,他们在检讨“中国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史论”,却与自由主义者颇有相合之处,且提供了更为踏实的历史论证。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隋唐以后科举兴起门阀衰落,使中国社会从此走上“平铺散漫”之境,“王室”与“政府”日益骄纵专擅,士人阶级在科举制度的桎梏下日益丧失其领导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能力,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始作于一九四二年春,是他自民初以来政治、文化实践的思想总结。他论述说,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生活的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地方自治和职业自治都有悠久传统。然此种社会组织不能与中古欧洲封建社会的“集团生活”相比。欧洲中古社会的宗教组织和封建制度,使个人得以脱出家庭家族,而能组成较大规模的社会集团,造就了欧洲人“集团生活”的能力。而集团组织对于个人的严酷压制,转能激发其争取权利、自由的强烈意识。而中国人则家族生活偏胜,又将家族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以至于“天下一家”。这种“类家族”的社会结构,既与大规模“集团生活”不能相容,又妨碍着国家的统御能力。汉以后两千年来,一方面,中国人做惯了“天民”,缺乏“集团生活”的锻炼,其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有欠明确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另一方面,历代王朝“一人在上万人在下”,有专制之名无专制之力,是一个一盘散沙的庞大群体,一个大“文化区”,而难言“社会”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其目标就是试图使中国农民学会“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从而建设脱出家庭家族的社会组织,养成相应的公德与法治观念。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国大历史”毕竟别有怀抱。钱穆虽然认为中国历史在宋代以后,因社会“平铺散漫”而产生了种种沉疴,但其历史价值的标准,终究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抟成及其力量的增长。以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眼光去看,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日愈的同时社会也日趋平等,这并非一定是每况愈下,而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日渐紧密地凝聚为一个整体,并向更广阔的空间铺开来去。而中国向现代的进化,也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有力的中央政权,而不是走向分裂,从“天下一统”退回到小国林立的春秋战国之世。傅斯年作为一个炽烈的爱国者,他其实也一再强调“专制一统之天下”造就了“中国”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造就了一整个的“中华民族”。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个“专制一统之天下”的历史实在是违背“进步”的逻辑。傅斯年自己对其历史论述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并没有充分的自觉,但在当今之世,我们却应该考虑怎样将这两种矛盾的标准同时纳入中国历史的总体结构之中。

   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国社会史论,一致针对着“唯物史观”。他们都否定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反对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宏观社会结构,而聚焦于社会组织的构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傅斯年和胡适极其厌恶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一切概括性系统性的宏大理论,视之为一套符咒,毫无科学价值。然而,他们也因此无法使自己的历史思考和现实感觉发展成系统性的历史论述,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大历史”进行正面论战。那重建“个人”和“社会”的救国之路,也因此显得粗糙盲目,离“科学”之境更加遥远。

   然而,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这样一种关注社会组织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社会史模式开始大行其道,“国家—社会”的二分框架大有取代“阶级分析”的势头,围绕着中国前现代社会“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之路,形成了相当热闹的争论。有人从今天中国江南地区宗族社会的复兴以及创造的经济奇迹,重新发现了中国式“乡村自治”的历史传统,并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重建论联系起来,希望从中找到一条“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独特道路;有人则断言自秦汉以后中国只有“编户齐民”而没有“社会”,在“大共同体”的专制之下,任何“小共同体”包括家族、宗族、村社组织都难以发展,比较起来,中古欧洲和罗马帝国更配称“宗族社会”。而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宗族社会趁大帝国动摇无力之势的发展壮大,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进步”,是中国内发现代性的表征。由此,论者建议“小共同体”和公民个体结盟,瓦解“大共同体”专制,走向真正的公民本位的现代社会。总之,当年妨害现代“个人”、“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历史障碍物——传统中国的家族宗法社会,如今反成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动力,这甚至已成为自由主义的一条新教义。正如黄宗智、沟口雄三所论,中国前现代社会很难套用得自西方历史的“国家vs社会”的理想型去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如梁漱溟所指出,官治与民治有时相混很难相分。一厢情愿地为中国式“乡村自治”招魂,想让它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本土资源,其“历史感”是很成问题的。而“大共同体vs小共同体”的二元结构,其问题更出在“现实感”上。好像中国进步的障碍只是专制的“大共同体”,只要把这个过于膨胀的、挤压社会太甚的“国”化解掉,公民个体和社会就能顺畅地发展起来。我们不要忘了,今天的这个“大共同体”,并非中国历史的简单恶性遗传,而是晚清以来历经百年血与火的斗争而重新凝聚的“政治重心”,这个“重心”的丧失,并不能展开一片“社会”和“个人”健康成长的沃土,而是回到“国将不国”的晚清局面。

  

   在抗战之后,傅斯年的“排荡于两极”更加剧烈了:

   他原本反对做普及的工作。然而,一九四二年在重病中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说:他现在不打算做学问了,而是要先写“我的哲学”:一论文化斗争;二要“原人”;三讲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与机会;四写明太祖传。(《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一九五○年,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检讨说,中国的学者只求怡然自得地读书研究,而“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他原本反对著史。然而,东北沦陷之后,傅斯年却领导编纂《东北史纲》,为国际李顿调查团提供东北之为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明。他力倡“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精神,反对经世致用,生怕把那些“爱好的主观”带进学术之中。然而,一九三九年左右,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云南进行民族调查,宣布苗、瑶、猓猡皆非汉族,有其民族自决权。傅斯年听说后,立刻致信朱家骅、杭立武,痛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不知时宜,毫无政治头脑,正当龙云等人以“中国人”自居进行抗战之时,他们却在客观上刺激国族分化意识,助长日本人的蚕食阴谋。他气愤地说,尤为可恶者,是这些人“更有高调,为学问而学问,不管政治”(《一九三九年致朱家骅、杭立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

   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皆出自以下这个根本的矛盾:

   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如傅斯年所愿,越来越是一个“力学”的园地,然而在这种时候,比其学术成就更令人追忆的,却是傅斯年那“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的焦虑。当然,一个学者“不能忘此生民”的怀抱要以学术的方式加以实践,我们应该自问:一个身处中国现实困境的史家,如何能以中国历史的自身逻辑对于此种现实有所揭示,而不是操弄各种现成的理论甚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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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京)2011年8期第10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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