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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中的道德问题初探

更新时间:2016-02-10 23:29:03
作者: 弗雷德·斯皮尔  

   当人们抛弃经验而去追求想象产生的一些体系时,便会永远陷于错误。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①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

  

导言

   在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日趋拥挤的世界,人们有了更多的与自己持有不同世界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行为规范的人们交往的机会。尤其是伴随西欧社会及他方世界日渐深入的世俗化进程,人类正遭遇一系列深层次的棘手问题,其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道德行为的共同基础问题,因为此时旧有的传统宗教信仰已无法提供可信的行为指南,因为后者的合法性来源于普通人根本无法企及的超验权威。

   有人会问,为何要从大自然中推演道德规则呢?若果真可行,这种道德原理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此最早设问作答的是被称作18世纪激进启蒙主义者的哲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德裔法国无神论哲学家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1723—1789)在其《自然的体系》一书中的论述。

   霍尔巴赫男爵的著作因其极端的反宗教立场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随之被查禁、焚毁或遭受其他方式的压制,所以他的观点从未被人在公开场合严肃地讨论过,虽然这些观点可能对人类历史产生过某种深刻的——主要却是隐蔽的——影响。比如,很有可能是霍尔巴赫男爵富于革命性的思想激发了美国的缔造者在1776年7月4日发布的《独立宣言》中写下“追求幸福”之类的名言。(Spier,2013)

   对霍尔巴赫而言,以正确的方式追求幸福是实现道德行为的核心。他别具匠心的解决之道如下:由于所有的人都努力追求幸福,那么如果能做到让所有的人都以某种道德的方式不只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努力实现他人的幸福,其结果必然造就一种和谐的社会。如此,基于宗教的道德准则将不再有必要。这一思路对美国的奠基者肯定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要下决心建立一个没有国家宗教的共和国,也因此不再需要由国家裁定的宗教道德准则。

   本文不拟详细阐发霍尔巴赫的解决之道,但却要遵循他的整体思路,即探讨一下人类的道德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从大自然演化过程中推演而得来。自从霍尔巴赫18世纪70年代首度论此以来,我们对自然史的认识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而今,我们对世间万物及其演化历史的洞见和认知的详细程度均史无前例。比如,18世纪70年代还根本没有现代原子理论,热力学也还尚未问世,人类对地球、生命、太阳系和宇宙史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如今,我们拥有的新知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道德的自然起源问题并试图给出新的答案。

  

什么是道德行为?

   在深入探讨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下道德行为的内涵。但回答这一问题却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关于道德行为的观念往往受自身成长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很容易不明智地把自身抱持的道德规范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我自然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摆脱了这一困境。我自己的解决方案如下:首先,从某种超脱的观点视之,我们可以把道德行为界定为某一时段某一人群中的成员希望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该人群的成员认定这种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能够促成某种和谐社会。

   如此界定之后,我们便会发现历史上众多不同的社会都曾有过各自不同的道德规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同社会在对待自身成员和对外人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彼此间的实力平衡和依存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社会在多年间积累起来的知识类型。鉴于这种状况,文化人类学家通常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即每一种文化都须按照其自有的标准加以评判。不过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学术的立场对不同的道德规范加以比较呢?

   不过,某种深层的共性可能还是有的。如下文所述,在整个生物进化的历史上,确曾存在某种基本形式的道德规范。

   若说人类社会和生物界都存在某种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可能会引发争议,原因是:自从国家的组织形式问世以来,便曾有过为数众多的借助宗教界说的人类行为规范,虽则某些规范号称具有普世性,但历史事实表明,所谓普世的道德规范却有多种,至今亦然,所以说真正普世性的道德规范还从未存在过。

   荷兰/美国生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其最近的(2009)一部著作中指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行为模式与人类的行为模式多有雷同,这种共有的行为模式或可被认作是道德行为,而且可以追溯到如下更为古老的根源,即“许多动物都有照顾弱小和互利合作的经历”。

   另外,类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倡导的道德规范不言或很少言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准则。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宗教都是发端于城市背景,相比更为久远的前国家的宗教传统,发端于城市的现代宗教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城里人天天遇到很多陌生人时必然要面对的大问题。城里人与城外的农民相比通常很少有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机会,所以前者的宗教便不大关注环境问题。还有一点,那就是在这些发端于宗教的道德规范问世之际,人们还认识不到或很少认识到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认识不到地球在宇宙中不过是一个悬空的实体,周围是漫无边际的虚空。

   确切地说,道德行为规范是有关人类应然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日常的实然所为。事实上,这一差别正是道德指南存在的主要原因。毋庸赘言,人类行为的应然与实然都是本研究须考虑的因素。

   笔者对本课题颇为关注是因为当今人类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关键阶段,此问题的解决确实关乎整个人类的长久生存,而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本质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如下文所述,大历史并非是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大历史从自然演化的角度审视包括人类及其道德行为在内的整个历史,所以其洞见必然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故此,本文将从宇宙起源讲起并一直追溯到现在,试图从这种宏观趋势的梳理中寻找道德出现的依据。

   当然,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初步地梳理,这里提出的很多问题肯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中最困难的问题是,我们所能直接观察到的人类及动物道德行为只能是现在还在的,哪怕间接的有记载的描述也只能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而文字出现以前遗留下的化石和人类社会的其他遗迹只能提供有关史前道德行为的不那么确定的线索。

   不过,尽管有上述诸多的困难,我还是要雄心勃勃地试图勾画出一幅完整的道德发展框架,以利于当下有关道德行为的讨论。当然,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不少有关这一课题的类似研究,所以非常欢迎读者能够及时指证。

  

道德规则的合法化

   不过在开始大历史探讨之前,我们还须关注一下道德规则是如何被合法化的问题。此前的传统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道德规则都是在某种全方位的世界观中确立的,也就是说都要讲到人类、生命、世界和宇宙演化的过程。只不过在过去的500年间,诸如此类基于宗教的历史叙事均遭科学宇宙观、世界观、生物进化观和人生观强有力的挑战。

   伴随早期宗教历史叙事的真理地位不断遭到侵蚀,人们便开始怀疑整个宗教权威本身,包括经宗教合法化的道德指南。显而易见,从现代的学术观点看,如果基于宗教的世界观都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接受基于此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呢?换句话说,既然宗教的权威是基于上述宗教的历史叙事(迄今仍大致如此),那么这种观念本身遭质疑必然影响到宗教的权威及其设定的道德准则。因此,许多宗教界的人士感到愈发难以协调科学和宗教的世界观,而另外一些人则将此(怀疑论的盛行)归咎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堕落。

   后一种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宗教领袖们虽主张严格道德约束,但在现实中却不能一贯坚持。比如,历史上有许多——通常是异常残酷的——战争都是打着宗教和平的旗号进行的。同样,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也通常是以基于城市、高扬同情怜悯的宗教名义实施的。不过,且不管宗教界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践行其自身倡导的道德行为,没有道德规范可能会导致更大程度的道德缺失,也许这正是某些人极力倡导此类道德规范的原因。

  

大历史中竞争与合作的涌现

   美国学者乔纳森·莱顿(Jonathan Leighton)在其著作《争夺同情:无情宇宙中的伦理》(2011)中称,在大历史中追问道德(他称之为伦理),其核心是要将道德规范置于基本上无生命、也因此漠不关心的整个宇宙之中,看道德规范是如何一步步出现的。但莱顿给出的答案是寻求同情,根本无法令我满意,所以尽管同情有加,我还是要在大历史中再独辟蹊径。显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莱顿走上了两个多世纪前霍尔巴赫男爵走过的路,不过这也足以说明这种观点本身是道德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宇宙是在138亿年前经大爆炸从虚无之中诞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十亿的星系、恒星和行星渐趋形成。太阳系是在46.5亿年前由旋转的气云团在一质量极大、行将寿终的恒星爆炸力的作用下收缩形成的。

   在大历史的这一漫长悠远的无生命时期,即自宇宙起源至地球上的生物约在38亿—34亿年间诞生,生命体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但这一时期却为后来的生命在地球上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星球恰好处于太阳系中的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而太阳系又恰好处于银河系中的有利位置上。

   当然有可能生命体在宇宙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有涌现,但对此我们尚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生物存在。因此,有关大历史中的道德的讨论只能限定在生命诞生后的我们这个局促的绿洲上。

   从生命诞生至今,所有生物体都必须持续不断地吸收物质和能量并同时排泄自身产生的废料,即熵。如此,生物体必须不断地寻求生命所需的资源,包括其他生物资源。

   由于许多资源并不总是充裕,尤其是伴随生物体的大量繁殖,资源本身却并无增殖,此时在生物体之间使出现了竞争现象。而此后大自然的基本格局也大致铸定,即合作与竞争的并存。

   人们通常把合作与竞争看作不同且彼此不相关的两个过程。在生物进化论中,人们往往强调竞争而忽视合作,其原因在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985)一书中认定竞争乃新物种起源的核心要素。但达尔文同时认识到合作在动植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见第122、135页),而这一点往往被其后继者忽视甚至否定了。

人们忽视合作而强调竞争可能受工业革命及其后日渐增强的个体间、组织间、民族间和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影响。不过近来,随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衰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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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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