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立中:唯一“真实”的基尼系数是否可得?

更新时间:2016-02-05 16:24:39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至少在目前,这三个问题没有被最终解决的可能性。

  

     二、最终是否能得到一个为所有人都接受的“收入”定义?

  

     如前所述,收入定义方面的差别是导致不同研究人员在测算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时得出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来获得一个为所有人(所有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公众等)都认可和接受的统一的收入定义,那么,导致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计算时产生歧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可以被消除,我们就可能在通向获得一个能够为所有人都共同接受和认可的、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唯一“可靠”的基尼系数方面前进一步。

  

     但问题是,我们能够通过自由平等讨论的方式,获得一个可以为所有人都认可和接受的收入定义吗?以下分析表明,要想获得这样一个收入定义,即使不好断言说不可能,但也是非常困难的。譬如说,到2012年底为止,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所采用的收入定义中,都没有计算“自有住房的市场化折算净租金”③这一收入项目,而只是将“购房与建房支出”、“归还为购置住房的银行款”等列入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卡恩等,1994: 56)。那么,到底应不应该将自有住房的市场化折算净租金包括在收入之内呢?自有住房的市场化估算租金到底是应该被计算成居民的收入项目之一,还是应该被计算成居民的消费支出项目呢?④

  

     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文献并不多。在众多相关文献中,笔者只发现陈宗胜对自己在收入定义方面的选择理由做过简单的说明。对于“到底应不应该将自有住房的市场化估算租金包括在收入之内”,陈宗胜坚持认为不应该。他指出:“我们的收入概念中没有包括房屋租金的市场化估算,其理由是房屋租金的估算往往是由住户按当地市场价格估算的,因此这部分收入是按购买力进行折算。然而由于收入中的其他部分都是按当地实际收入统计的,并未按购买力进行折算,因而就出现不统一。这样的估算表面看来更全一些,本质上却因概念不统一而造成更大的矛盾,结果往往导致对收入差别的夸大。所以……我们暂时没有把房屋租金包括进来。按我们的推算,不包括这一部分收入,比将其包括进来却因此造成收入概念不统一而导致对收入差别的影响误差要小得多”(陈宗胜、周云波,2002: 10)。除此之外,无论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文献,还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成员们发表的相关文献,都只是简单地陈述了自己所使用的收入定义,以及与其他人所用收入定义之间的差别,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自己使用的收入定义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们各自的理由。

  

     为什么自有住房的市场化估算净租金应该被算作居民的收入项目呢?从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文献来看(国家统计局,2012;联合国,2008: 392),笔者推论其理由大致如下:住房是一种特殊的耐用消费品,即它不仅耐用,而且在其使用价值消失之前还可能有增值功能(其自身价值能够像储蓄那样随时间增加而增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视住房为一种投资品。拥有一定量的住房就等于拥有了一定量的投资,尽管是自己使用,但由于它随时可以通过在市场上变现而获得一笔净收益(当然从理论上说这笔收益也可以是负数,但更为经常的情况是正数),所以,我们应该把自有住房同其他耐用消费品区别开来,将它的市场化估算净租金列为居民的收入项目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理由是否成立呢?笔者的看法是:既成立又不成立。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有住房在多数情况下确实具有增值功能(这也确是许多人购建住房时的重要动机之一)这一点来说,将其增值部分计算进住房所有者的收入之中,确实合乎情理。但是,反过来看,认为不应该将其计入居民收入的看法也有道理。因为虽然自有住房在其使用价值消失之前始终具有潜在的增值功能,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增值功能很可能始终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住房都是一种必要消费品,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将自有住房变卖成为现金(或其他收入形式),尽管他们的自有住房从理论上来说具有这种可变卖增值的价值。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自有住房尽管可以有一定的市场化估算价值,但作为一项收入其价值实际为零。硬要将这种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但可能始终未实现的增加值计入其所有者的收入当中,是不是有点牵强?因此,合理的做法似乎应该是将确已变现、而非虚拟的自有住房增加值计入居民当年收入(但可以将自有住房市场化年度折算租金计入居民消费支出)。

  

     不过,也有人会说,虽然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可能有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将自有住房变换成现金等形式的收入,但他们不是随时可以变现吗?从实物变换到现金不就只是一种收入形态的转换吗?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有其道理。但如果要这样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更彻底一点,将所有具有潜在增值功能的资源,譬如农民宅基地的市场化估算租金、农民所承包土地的收益权⑤、居民所拥有的金银首饰、名人字画等,都计入居民收入账目之内。

  

     再举一例来看:农村居民家庭自产自销的那部分农产品的估算值是否应该算进农村居民的收入?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赵人伟、李实、卡恩等国内外专门从事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学者,也包括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的相关作者,都一致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这里隐含的问题是:既然农民自产自销的那部分农产品估算值应该被计算进农村居民收入,那么,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自产自销”的其他一些“产品(或服务)”,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教育子女、抚养幼儿或老人等各种家务劳动的市场化估算值,是不是就也应该被计算进居民的收入当中呢?如果说,将自产自销的那部分农产品算进农村居民的收入之中,是因为这部分产品如果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从而获得一笔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就必须再花一笔等值的金额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对于刚才列举的那些家务劳动来说,情况不也是一样吗?即如果城乡居民自己不从事这些家务劳动(即消费自己花在这些家务方面的服务性劳动),那他们所耗费在这些家务活动上的劳动不也是可以拿到劳动力市场上去销售从而获得一笔等值的收入,或者他们就必须花一笔等值的金额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服务吗?

  

     联合国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在讨论到为什么要将农民自产自销的那部分农产品计入农民收入账户,但却将“为住户自身最终消费而进行的全部服务生产”(如“自有住房者为自身最终消费所进行的住房服务的生产”、“供同一住户内消费的家庭服务和个人服务的生产,包括做饭、照顾和培育儿童、清洗、修理等”)排除在生产(同时也即收入和消费⑥)范围之外时解释说: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自产自销的那部分农产品属于货物形态的东西,“生产者可以在这些货物被生产出来之后再确定是将其出售还是自用”;而后者则属于服务形态的东西,“在提供这些服务之前,生产者已经明确该服务是用于住户内部消费的”(联合国,2008: 5)。

  

     这种解释固然有理,但我们还是可以争辩说:上述区别其实也只是反映了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在消费决策时间上的区别。由于实物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分开的,它须先被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消费,因此对实物产品的消费决策可以在该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再进行;而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其被消费的过程,因此对服务产品的消费决策则须与其生产决策的制定同时进行。但这并不影响居民在对这两类不同产品进行“是将其出售还是自用”的决策时拥有同样的自主空间,只不过在服务产品的消费方面必须将“出售还是自用”的决策时间提前而已(在家务劳动开始之前就确定好是将自己的劳动时间用于从事自家家务呢,还是用于从事具有市场收入的活动)。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结论就应该是:对于“本来能够通过市场提供给其他单位、但实际上生产者却留作自用的那部分”产品,无论是实物形态的货物,还是非实物形态的服务,其估算值要么都计入居民收入之中,要么就都不计入。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有些计入,有些不计入。

  

     事实上,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的制定者也感受到了上述矛盾。一方面,制定者期待通过该体系的制定来“在广泛范围内满足分析和政策的需要”,因此“需要使账户的核算范围尽可能地全面”。这就要求把所有“本来能够通过市场提供给其他单位、但实际上生产者却留作自用的那部分货物服务的生产活动”统计在内。但另一方面,该体系的制定又主要是为了描述和分析市场经济的运作,因此“又要防止用于市场行为和市场失衡分析的流量数据受到非货币价值的影响”。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虽然从经济角度看,“本来能够通过市场提供给其他单位、但实际上生产者留作自用的那部分货物服务的生产活动”也都是生产性活动,然而,如果把这些活动纳入该核算体系,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除了如何准确估计这些活动产出之货币价值的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给这些产出赋予价值,则也就给其生产所形成的收入以及产出的消费分配赋予了价值。显然,这些流量的经济意义完全不同于货币流量。例如,其所形成的收入将自动地与所生产的货物服务的消费相联系,而与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其他失衡现象的分析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将大量的这类非货币流量与货币流量一起纳入账户,会使市场上发生的问题含糊不清,并降低数据的分析效果。”还有,在劳动力统计中,“如果将生产范围扩展为包括住户成员为其自身最终消费所从事的个人和家庭服务的生产,那么所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口都将是自雇人口,这将导致无法对失业做出定义”(联合国,2008: 5-6)。该体系制定者认为,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生产、收入等核算范围的确定就需要在这两种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和妥协。将居民为自身最终消费所生产的各种实物产品(农产品、住宅、食物和服装等)计入居民收入,而将各种服务产品排除在外,就是这样“一种妥协”。而上面的分析表明,这种妥协虽然回避了矛盾,但并没有解决矛盾,仍为理论上的争论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三、入户调查所得到的收入数据与居民“实际”收入之间的误差是否可能被消除?

     一般认为,单凭被调查对象回忆的方式来获得被访家庭的收入数据,存在着较高程度的数据失真问题。即使是同一住户,对于同一提问,在不同时段都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也是国家统计局采用让固定被调查户记录日常收支台账的方式来形成住户原始收支数据的主要原因。但通过这种方式是否就能消除收入数据的不可靠性呢?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在回应人们对其主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结果提出的质疑时,就明确提出记账数据并不一定比回忆数据更准确,认为“通过日记账方式收集样本户收入信息,比采取一次性回忆的数据收集方法更为准确”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他明确地说:从收入指标统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上看,日记账数据收集方式与回忆式问卷数据收集方式孰好孰坏并无定论,也没有研究对二者的优劣进行系统论证。相反,在调查和统计领域中,回忆性数据收集方法是主流,而日记账的方式很少被采用。究其原因,除了成本问题外,还在于日记账方式存在如下缺陷:

  “第一,记账式调查的拒访率高,引起很大的样本偏差。年轻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不愿接受或没时间进行日记账调查的比例非常高。同样,干部家庭、私营企业主等收入信息隐秘性较强的家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鑫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95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