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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伟民:“人之死”——《词与物》的主旨及其哲学意蕴

更新时间:2016-02-04 17:07:09
作者: 莫伟民  
福柯重新检验和质疑了主体的优先权、初始性和奠基性,转而聚焦话语主体的嵌入点、功能方式和从属关系。一个主体如何、依据哪些条件并以什么形式而能出现在话语领域之中?(ibid,pp. 810-811)主体在每种类型话语中能处于什么位置?实施哪些功能?遵循哪些规则?福柯这些设问批判了起实体奠基作用和经验综合作用的意识主体,阐发了起功能作用的话语主体。

   2.预告“人之死”,这不仅批判传统意识主体的奠基、综合作用,也拒斥传统哲学的线性历史观。因为倡导历史连续性、进步甚至解放等总体历史观的历史主义思想史总是充当了意识统治权的一个优先庇护所,“连续不断的历史是主体之奠基功能所不可或缺的相关者”(Foucault,1969,pp. 21-22)。“把历史分析变成连续性之话语,把人类意识变成任何生成和任何实践的原初主体,这是同一个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ibid,p. 22)福柯始终要表明:历史、知识史根本不遵从与意识相同的模式;知识的时间或话语的时间根本不像实际时间那样被组织或处理,而是呈现出种种间断性和特殊的转换;间断性表明在不同认识型之间人们的思考方式发生了突然终止和改变;分析认识史,无需通过主体,通过作为主体的人。因而,福柯批判基于西方大写的理性主体之上的“真理目的论”和“理性因果链条说”,批判观念史所谓的“起源说”、“连续说”和“总体化”,以表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展开是无先验主体的,是匿名的,是无身份的。

   福柯想知道为何在某些时候,在像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等经验知识中,会发生与人们通常具有的平静而连续的景象不同的突然中断、加速发展和转型。(cf. Foucault,1994c,p. 143)福柯要为我们展示西方文化和知识史发生断裂的真实场景并分析间断性历史的具体特征和运行方式。于是,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转型、机缘、歧异、差距、散布、多重、多样、起伏、变化、并合、个体化、力量关系等都是福柯崇尚的尼采谱系学历史的特色词语。

   3.福柯运用人文科学考古学方法,而不是结构分析方法,预告了“人之死”。“考古学”既不研究最初起源意义上的开端,也不挖掘人类意识深处种种隐秘的关系,而是探寻那些相对的开端(创立点、转换点),阐明那些虽处于话语表层却为人所忽视的关系。福柯既不分析话语的语言系统,也不分析话语构造的形式规则,也不想要知道什么使得话语合法、可理解和在沟通时有用,也不提出编码问题,而是关注事件问题:陈述的存在法则,使陈述可能的一切;陈述得以特殊涌现的条件;不同陈述及其与非陈述之间的相关性等。“考古学”描述和分析全部实际说出来的话语,即档案。考古学既不是对源自于意识主体的观念史所作的分析,也不是一种对科学结构作内在分析的认识论。

   鉴于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巴尔特的结构分析方法特别探索了语言、文学作品、神话、认识的无意识结构,从根本上探究无所不在的逻辑结构和逻辑相关性,而与尼采谱系学方法具有真正内在亲缘性的福柯考古学方法则聚焦于话语事件、话语实践中话语主体的功能问题,尽管这两种貌似的方法殊途同归地履行了足以让传统哲学家恐惧的共同时代使命:拒斥传统主体意识哲学。福柯诘问:如果语言或无意识真的能依据结构而得到分析,那么,这个著名的讲话主体(他运作语言,讲语言,转换语言,使语言存活)又是什么呢!被认为具有无意识、能意识和负责这个无意识并使无意识的命运成为历史这样的人又是什么呢!福柯强调自己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并非处在结构主义之中,而实际上是与结构主义一样都包含在人文科学知识的重大转型内部,而这个转型的顶点,如其说是结构分析,还不如说是质疑人类学地位、主体的地位、人的特权。(cf. Foucault,1994a,p. 773)

   4.“人之死”的预告表明福柯继承的是尼采的谱系学哲学观,而非结构主义的哲学观。福柯的主体观、历史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了福柯之取自于尼采的关注当下、诊断目前的哲学观。尼采诊断了他那个时候的“当下”:那时的思想状况和时代氛围。“……尤其是自从尼采以来,哲学的使命是诊断,不再设法言说一种放之四海而皆真的真理。我设法作诊断,对目前作诊断:即诊断我们今天所是的,今天我们的所说所意指的。在我们的脚下从事这个挖掘工作就是自尼采以来的当代哲学具有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宣称是哲学家”。(Foucault,1994a,p. 606)哲学不再言说永恒存在、普遍价值、终极真理,因为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科学。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哲学不再立法、不再评判,不再思考总体性。没有一位哲学家能宣称自己就是这种哲学的创立者和拥有者。哲学只是一种对目前所是进行言说、分析和诊断的活动,哲学不再是一项关于世界、知识、经验的总体化事业。行动哲学取代了永恒哲学。福柯用哲学这种诊断活动来思考我们与真相的关系。哲学的生命就在于通过思考主体与真相的关系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运动。

   全面体现福柯“人之死”预言之哲学意蕴的上述四个方面都把我们引向一个关乎福柯思想定位的重要理论问题:《词与物》是否是结构主义作品?福柯是否是结构主义者?虽然《词与物》问世于结构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但福柯透过《词与物》之哲学主旨而阐发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却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因为反传统主体哲学只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

   虽然在否认胡塞尔所谓“意义”已无处不在的观点而致力于分析意义得以产生的种种形式条件上,在否认萨特规定的由人解读和操作的意义,转而强调系统的重要性这件事上,在消除人被扭曲的传统形象,转而强调事物间的关系这件事上,福柯确实受到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杜梅泽尔等人的影响,但福柯认为自己关注的是意义因对象的构成而得以消失的方式,这足以让他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提出了意义得以出现的形式条件问题,出发点是把语言当作优先的范例,语言是一个要加以分析的特别复杂和丰富的对象。但同时,语言可用作范型来分析其他意指(并不恰恰是语言种类的或口头的)的出现。然而,从这个观点看,人们不能说我在从事结构主义,因为我既不关注意义,也不关注意义得以出现的条件,而是关注意义改变或中止的条件,关注意义消失而使其他东西出现的条件”。(ibid,p. 603)知识考古学与结构主义的侧重点明显不同。

   鉴于结构主义关注意义在语言中的显现,话语的意指方式,福柯则聚焦话语在特定文化内部运作的方式。福柯与结构主义有着这样的双重关系:“我设法做的,就是把结构主义风格的分析引入到其直至目前尚未到过的领域中去,即观念史、认识史、理论史的领域中去。在这个程度上,我就依据结构来分析结构主义本身的诞生。在这个程度上,我与结构主义既保持距离,又有重叠。说有距离,这是因为我谈论结构主义,而不直接对它进行实践,说有重叠,是因为如不谈论其语言我就不想谈论它”。(ibid,p. 583)福柯考古学并未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领域:“当务之急是要把思想史从对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把在语言领域内已得到证明的范畴运用到知识的发展或科学的产生中去,来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Foucault,1969,p. 264)福柯并不使用能显示出结构分析特征的方法和概念,而是要描述和分析话语实践的运作方式,揭示深层隐藏的权力关系运作的方式。福柯在现代知识型内部把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相提并论,就像在谈论一个同时代的认识论对象那样谈论结构主义,所使用的并非结构方法,而是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转换生成语法。福柯甚至想把《词与物》副标题改为“结构主义考古学”,以示考古学与结构主义的区别。

   不仅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早已着手拒绝依据先验意识、主体哲学来从事经济学解释、文献学解释和精神分析解释,马拉美、布朗肖也早已抛弃内在的意识而诉诸外部的语言来进行“外部的思考”。显然,我们总不能因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反对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而称其为结构主义者吧?也不能因为马拉美、布朗肖的文学因为设法用外部的语言来取代内部的意识而称其为结构主义文学吧?应该很少有人会相信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马拉美都早已是结构主义者。因此,从学术圈内的视角、怀着对福柯本人执着意愿和思想特殊性的尊重,我们是否可以不轻易给《词与物》贴上“结构主义”这个“华而不实却并不充分的标签”(Foucault,1994b,p. 13),进而避免像福柯所指责的“愚蠢或幼稚地”(ibid,p. 296)称其为结构主义者呢?

   同样,标志着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分水岭就是以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发动了对始于笛卡尔而臻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性思想进行的系统深入的批判。虽然人们通常贪图方便把某些处于同时代或有类似思想的哲学家归类为什么主义者,但太过宽泛而笼统地把种种不尽相同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批判都装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大口袋,就难免流于简单、含混和粗糙。德里达曾指责“最无学识的公众意见”(Derrida,p. 36)会把他们自己所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一切都装进这些大口袋,并通常极其错误地把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称作后现代主义作品,而“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对‘元叙事’的批判这三者等同起来,就更是错上加错”(ibid,p. 57)。不仅解构工作、考古工作与终结元叙事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且有人还指责德里达所谓的在场形而上学、福柯所说的人类学主义难以与宏大叙事划清界限,显然,德里达和福柯否认自己是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并非毫无道理。笔者以为重要的并不是给某位哲学家贴上某个或某些标签,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凸显该哲学家相比于其他哲学家所具有的思想之特殊性、创造性和差异性。《词与物》的哲学意蕴再次印证一点:标新立异是哲学的生命原动力和发展驱动力。

   【参考文献】

   [1]Derrida, J., 2002, Marx & Sons, Paris: P. U. F, Paris: Galilée.

   [2]Foucault, M.,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1,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a, Dits et écrits, Ⅰ, 1954-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b, Dits et écrits, Ⅱ, 1970-1975,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c, Dits et écrits, Ⅲ, 1976-197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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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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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京)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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