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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16-02-02 14:59:34
作者: 关凯  
它同时也是一种主动的、在社会中试图创造新秩序的尝试,而这种努力无疑是政治性的。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在族群认同基础上表达出来的社会不满是导致族群冲突的必要条件。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不断增加的族际互动的结果,因为不断增多的关于其他族群的认识强化了人们关于自身族群身份的意识,使他们更为直接地认识到与族群内部成员的相同之处以及与外部族群的不同之处。

   现代国家在族群政治上始终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在积极的方面,国家不仅需要在族群认同问题上建构、维持和巩固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国族 ”认同,而且需要承认、保护,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不同的族群保持各自的身份认同(这是公民的集体文化权利);而在消极的方面,国家必须避免族群固化自身的认同,或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起来,同时需要保障公民自主选择认同归属的权利(这是公民的个体文化权利)。在促进一致性文化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之间,在积极干预和消极承认之间,国家把握合适的政策尺度并不容易。实际上,国家无论是推行基于群体平等的族群化政策(如我国既有的民族政策),还是推行基于个体平等的公民化政策(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等学者倡导的“去政治化”族群政策),都可能被族群认为是不公正的。前者会被族群精英批评为一种“刻意的区别对待”,事实上是以关照少数民族的名义歧视少数族群;后者则会被族群草根社会批评为对族群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差异视而不见,事实上是以公民个体平等的名义歧视少数族群。

   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不仅涉及文化与身份认同,也涉及权利与权力,因此,国家政治对族群往往保持一种敏感,甚至是紧张感。当个体对其所属的文化群体具有依附性需求,族群意识就能够超越个体主义关怀而产生集体性力量。以色列人类学家阿伯纳·柯恩(Abner Cohen,1969)通过对尼日利亚城市豪萨族(Hausa)的研究发现,族群作为文化组织能够处理六个政治问题:一是定义群体独特性,说明其成员身份与范围;二是满足群体成员密切内部沟通的政治需要;三是对一般性问题进行群体决策;四是产生实施群体决策的权威,代表该群体说话;五是提供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并将之转化成权威;六是提供纪律约束的机制,通过礼仪和仪式将意识形态与社群的文化联结起来,控制成员的行为。

   显而易见,族群组织的这种文化功能,与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并不完全契合。现代民族国家试图将主权边界之内的社会建设成一个整体,以主权和公民权为基础维持社会秩序,但当国家在主权或公民权的维护上出现问题——前者意味着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或尊严损失,后者意味着公民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从而生产出社会不满——族群意识就可能导引族群成员的社会意识转向族群民族主义情绪,强调本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从而为个体成员提供一种具有保护感的归属。事实上,集体主义的族群意识能够赋予其成员以价值标准和情感慰藉,并动员各种资源,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符号系统以适应变化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环境。所有对国家建构构成威胁或至少具有潜在挑战性的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与文化基础,都是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出现某种形式的对抗和分裂。

   同时,国家在实质上也是族群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国家行动的动机和形态与草根社会不同。国家有时会试图抑制族群运动,因为族群运动显然可能会造成社会分裂和对国家统治权威的挑战。但有时国家也会试图利用或协调族群运动,因为族群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需要为社会提供秩序、服务或管理社会,因此不可能对事实上存在的族群身份视而不见。在这一点上,国家与族群的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知识领域争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机会与话语权。国家凭借自上而下的权力资源,利用国民教育制度、象征资源分配体系以及国家化知识生产能力,引导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意志做出行为选择。而族群运动的基本机制是主观性的族群构建与族群动员,利用人们在应对社会竞争时面对的压力及受到的各种文化冲击,设计并采取新的策略,以实现群体构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需要认识到,族群运动不仅是一种可能挑战国家的社会力量,也可能成为民族国家一体化国族叙事的逆向补充,其社会意义具有两面性。只有将族群运动以理性而合理的方式纳入到民族国家建设工程之中,才能真正抑制或消弭这种运动。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最终被纳入到美国的国家政治体系一样,在今日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的塑像被置放于国会的大厅,以纪念他对美国国家的贡献。

   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是一种理性的国家制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单凭工具理性并不足以维持社会团结。因此,国家设立各种公共政策,针对社会成员身份认同实施制度化干预,其核心在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容纳、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于国家体制之中,并尊重个人对于自身族裔群体归属的选择,同时引导这种选择发展成为与公民身份相一致或至少相互协调的身份认同。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始终需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同时保持多重的身份认同—既要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也保持其自身归属的族群认同以及基于其他社会角色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尊重这种多重认同的每一个维度。此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核心所在。

  

   作为知识问题的民族问题

   当代中国在族群问题上真正的变化,始于改革开放。离开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的国家”之后,民间财富的积累和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都造成了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一极力量的崛起,从而重塑了这种关系,并在族群意识上表现为社会的多元化诉求。这构成当代中国社会民族想象最重要的宏观背景。当国家—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重新出现,并发展出越来越大的公民社会空间,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变化,国家政治不再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人们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增强,也因此必须在国家政治之外寻找自身的存在意义,故而更为倾向于在地方性的、族群的和宗教的认同中寻找自身的归属,社会集群的方式由此也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接近一个文化上的拐点,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正在孕育生成某种充满紧张的观念结构。以清真寺建筑为例,在近些年中国大兴土木之前,除西部少数一些地区外,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大多是以中国传统寺庙建筑形式修建的,而今天,各地的清真寺在建筑形式上渐有某种“去中国化”之象,多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显然,人们观念之变,寓于其中。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当下族群民族主义话语所反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族群社区的直接诉求,也包含着族群精英的政治企图——通过操纵符号塑造群体认同,并由此以族群为组织基础获得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追求通常掩盖在族群精英关于文化保护、底层生计困难和国家政策失误的批评叙事与评论之中,他们往往强调社会问题的某些族群化特征以划分出族群的界线,由此揭示出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的联系。

   从政治哲学上看,能够超越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主要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将个体的价值提升到普遍关怀,社会主义将社会和阶级的价值提升到此,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超越民族主义。普遍性关怀赋予个体的社会存在以意义,但在社会转型的时候,伴随着经济与政治制度变迁、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社会大众的社会处境和价值体系发生变化与分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得以强化,这也是今日“左右之争”愈演愈烈的原因。显然,对于身处这种变化与分化之中的人们来说,模糊甚至混乱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必然造成内心的焦虑与紧张,人们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群体归属,以从中发现并获得社会归属、意义与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候,族群意识并不具有显著的社会重要性,而在社会变迁的时候,族群与宗教运动都会复兴。这不仅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现象,在其他社会,规律也是一样的。

   在当下国家与族群的某种“冲突”叙事中,一端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主义话语,围绕着公民、现代性和市场展开;另一端是族群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围绕着文化特殊性、资源分配与身份认同展开,在这种复线并置的社会话语与意义生产机制中,并不仅仅包含对当下社会事实的陈述,还包括取向多样的价值判断,并在话语的冲突中展现出“压制”的非正义性与“反抗压制”的正当性。这种潜在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因为它以一种道德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在面对少数族群时所遭遇到的深刻的文化困境。

   当我们怀着对祖先的敬仰、对自身文化特质的迷恋以及对群体归属的追求,我们可曾意识到“人以族分”的社会风险:那是一种非理性的激烈情感,它在凝聚群体的同时,却时刻可能制造出群体之间的隔膜甚至仇恨。而这种充满现实感的隔膜与仇恨,往往被解释为历史遗产,历史因此也成为现实族群政治斗争的战场。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民族”的知识生产,恰是今日“民族问题”的关键环节。

   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哲学背景正在发生变化,当现代主义者试图建构一种坚实的、稳定的、具有耐久力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则不断在知识上解构这种努力。这是当今世界知识生产的一个特点,也在积极意义上是新的哲学观念产生的社会基础。

   在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权力结构,如福柯的分析那样,话语本身都是一种权力的行使,而话语的背后,则是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社会相比,没有一神论宗教传统,在文化上兼容并包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社会一种雄厚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历史上,赋予中华文明以新鲜动力的要素通常来自华夏之外,无论是佛教思想与儒道的融合,还是元清两季对帝国“大一统”格局的创新与扩张。即使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华文明经历的,也不只是百年耻辱,还有向现代性文明的成功转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保持了国家的整体性,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实现经济腾飞。尽管当下社会问题多多,但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践经验,已经超越目前既有理论的解释框架,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因此,一切的关键在于,在民族问题上,当代中国社会是否能够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全人类的卓越的思想创造,不仅能解释中国,也能解释世界,此为解决“民族问题 ”之纲。至于具体的民族政策,唯有纲举目张,才能真正达成社会共识。

   《族群政治》

   关凯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007

   本文转载自《读书》2016年第2期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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