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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光、周师:论马克思的权力异化观

更新时间:2016-01-29 22:30:53
作者: 彭定光   周师  

  

【摘要】与学术界普遍将权力异化视为权力的私人化或私有化不同,马克思从社会群体(主要是统治阶级)和个人相结合及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品质相结合的角度对此提出了全面的看法,认为权力异化是人的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权力发展到阶级社会时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控制、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的现象,它虽然与权力行使者的道德品质有关,但更与特定社会制度有关。就其表现而言,权力异化包含着权力主体异化、权力本质异化和权力活动异化三个层面。

   【关键词】马克思/公共伦理/权力异化/权力主体异化/权力本质异化/权力活动异化

  

  

   权力异化问题是公共伦理或者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涉到权力行使者的道德品质和政府的道德责任。在民主社会里,这一问题不仅是人们敏感的现实生活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普遍地认为,权力异化问题主要是甚至只是权力的私人化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是权力行使者的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它只是官员腐败问题。马克思对此问题则有更为宏大、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看法,既从社会群体(主要是统治阶级)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探究,又从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品质相结合的角度予以揭示,认为权力异化是人的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权力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控制、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的现象。迄今为止,虽然有学者在其研究中涉及了马克思的权力异化思想,但是,他们往往是从权力行使者及其道德品质角度而非从剥削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角度进行研究的,没有发现马克思的权力异化思想主要是从特定社会制度角度来予以阐发的,也没有勾勒出马克思权力异化思想的全貌。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权力异化思想是其异化思想及公共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丰富,仅就马克思对权力异化的表现的看法而言,权力异化就包含着权力主体(“谁的权力”)异化、权力本质(“权力为了什么”)异化和权力活动(“权力如何行使”)异化三个层面。

  

   一、权力主体的异化

   权力是什么?以往人们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在当代社会里,人们基本上是从政治关系,准确地说,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予以理解的。当代人普遍地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为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影响、支配和控制他人意志和行为的能力;也有人认为,权力只有在其行使中才会存在。对权力的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至少是过于简单、片面的。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有比权力更复杂的事物,也很少有像权力那样经常被粗劣地简单化了的事物。”[1](P30)在马克思看来,只从政治关系或者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在理论上是很肤浅的,即使是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也需要联系经济基础才会得到准确的理解。事实上,权力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既是人类所创造的,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权力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它之所以必然会在原始社会里出现,是因为,其一,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是人的关系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共同体总是有公共事务必需处理,总要进行共同的活动,于是,它必定会产生处理公共事务和组织共同活动的权力。这就是说,“产生权力的唯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人们共同生活于一处”[2](P201)。其二,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早期,人们首先要解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问题,是人类的生存问题。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或者说资源极为有限的限制,人们必定会产生对生产和生活资料进行合理调节和分配的需要。要进行这样的调节和分配,社会就必定会需要某种手段或者工具,这样的工具就是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研究后得出,人类早期的权力主体是由特定部落(或者氏族组织)的全体成员推选出来的,而且他的权力是受部落全体成员监督和制约的。此时的权力主体与部落其他成员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与其他成员一样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共同享用部落全体成员们共同劳动的成果,没有任何特权。就此而言,他就是部落全体成员的“公仆”或者“勤务员”。可见,权力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权力的道德使命是为了维持人的关系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生存发展的,是为了用来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在此意义上,权力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具有公共性的,可以称之为“公共权力”。

   然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整个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不断增多,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之外,这时的生活资料开始有了剩余。这一方面为社会分工即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分离奠定了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出现了专门的管理者阶层,他们脱离生产而成为专事管理的权力主体;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剩余的生活资料被部分人占为己有、贫富分化和私有意识的出现。在此情况下,人们为了获取其生活资料或者攫取更多的私有财产而相互争斗,为了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让社会矛盾影响到社会秩序,国家权力(或者称为政治权力)便应运而生。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因而便成为了权力主体,它凭借着国家的各种资源和强制力量迫使被统治阶级服从自己。

   权力从公共权力演变为国家权力或者政治权力,其道德使命由维持人类的生存发展变成了通过控制整个社会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国家权力或者政治权力在外观上仍然具有公共性,但是,它却变成了“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3](P189)。可见,权力异化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与权力具有“政治性质”有着内在联系。

   权力异化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表现在权力主体的异化上。权力主体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从社会中产生并服务于社会、“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畸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4](P196),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异化

   权力主体可以区分为权力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两种,前者涉及权力的来源问题,后者涉及权力的运行问题,两者应该是内在一致的,事实上,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它们的确是如此。然而,在权力的来源问题上却存在着权力“神授”论、“君授”论、“民授”论、“抗争”论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不仅表明各自考察权力的视角不同,而且意味着它们对权力的性质尤其是其道德性质作出了有所区别的甚至根本对立的规定。毋庸置疑,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民授”论者或者人民主权论者。在他看来,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主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属于人民建立了一条有关权力来源和权力合法性的原则”[5](P37),既肯定了权力“民授”的道德合理性(它不同于社会契约论者所主张的权力“民授”的道德合理性),这种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权力在原始社会里就存在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3](P100),又否定了权力的其他来源的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然而,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权力的来源和运行在道德上的内在一致性被无情地消解,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在人格和地位上的平等性遭到破坏,他们在利益上的对立被突显出来。此时的权力虽然仍然有可能被人民所赋予,但是,权力的行使者却在社会地位上变成了超出普通民众的上层人物,倒过来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奴役者和压迫者,由原来的服务社会的勤务员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具有公共性的权力被统治阶级及其成员私有化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中所设立的由氏族组织的公共权力发展而来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3](P190)。在马克思看来,权力的私有化或者私人化,并非只有当今学者们所关注的官员(或者官员群体)将权力私有化,更为重要的是权力被统治阶级私有化。权力被统治阶级私有化,一方面,在其实质上就是权力主体异化的制度化。这意味着统治阶级一定且必需通过制定制度来确保自己的权力主体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马克思认为,这种制度化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权力主体异化的制度化的演变过程,指出,“所有制形式”先后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几个阶段,与此同步,权力主体异化经历了“父权制的部落首领”“管辖”“部落成员”的权力、公民支配奴隶的权力和“贵族”控制“农奴”的制度形态,虽然在权力主体异化的范围及程度等方面存在着某些不同,但是,它们尤其是后两种权力主体异化的制度化形态却具有相同之处,即“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6](P522)。另一方面,它使官员将权力私有化成为可能。这就是说,正是因为权力被统治阶级私有化,官员才会变成人民的异己力量和奴役者。在将巴黎公社政权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进行比较中,马克思揭露了权力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异化及由此而必然造成其官员将权力私有化:“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4](P161)。

   2.权力行使者自身的异化

   在马克思的公共伦理视野中,被人民赋予权力的权力主体应该通过合理地行使权力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幸福和根本利益服务,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体现人生的真正意义。然而,在阶级社会里,权力行使主体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就成了“权奴”。这就是说,权力本来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工具,可是,它一旦被权力行使者所掌握和使用,就在事实上与权力的所有者相分离,变成了权力行使者手中可以随意支配的玩物,权力行使者摇身一变,似乎只有自己才是权力的真正主体,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奴役他人,并因此而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正是因为不能正视权力,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权力行使者就会以追求权力为目的,最终被权力所奴役,成为权力的奴隶。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者自身之所以会异化,是因为他借助权力就可以得到诸如金钱、地位、美色、权势、尊敬甚至是个人崇拜等被人们普遍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东西。由于权力具有巨大的魔力,因此,“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4](P152)。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者对权力的这种态度,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权力拜物教。而拜物教正是异化的代名词,权力拜物教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者自身的异化。这种异化导致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者终其一生追求权力,追求更高的权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深陷于权力欲望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因为滥用或者误用权力而身败名裂,失去自由,为权力所害。

  

   二、权力本质的异化

权力的本质,也可以称之为权力的实质,它涉及的是权力“为了什么”或者“用来做什么”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权力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意志和行为予以影响、支配和控制,就是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马克思并不简单地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权力只是一种工具,它是社会中的所有人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工具,其目的或者本质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随着权力由公共权力演变为国家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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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1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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