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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16-01-29 15:29:03
作者: 吴世昌 (进入专栏)  

   在未谈正题以前,先讲一则与词有关的故事:北宋词人晏几道有一首《鹧鸪天》说: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这是一首在当时即已脍炙人口的小令,连道学先生程颐也不得不称赞这是一首好词。这可以从另一位道学先生的笔记中看出来:

   程叔微云:伊川(程颐)闻诵晏叔原(几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二家有连云。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

   这段笔记文义明白,我想不论谁看了也不会认为程伊川斥责这首词或其作者。可是林语堂博士却别有会心。他在其所著《快乐天才苏东坡传》一书中写道:

   Once one of Cheng Yi’s disciples wrote two lines on his“dreaming soul going out of bounds”and visiting a woman in his sleep,and Cheng Yi cried in horror:Devil's talk!Devil's talk![1]

   把这段话译成中文:

   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2]写了两行“梦魂不守规矩”而在睡眠中去访问一个女人(的诗),程颐恐怖得惊呼道:“恶魔的话!

   恶魔的话!”[3]

   如果有人说,林语堂看不懂中文,则必然有人为他辩护。这里,我们先不妨看看别的古人对于程颐这一评语是怎样理解的。明汲古阁本《小山词》题记说:“……其‘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句,虽伊川程子,亦赏之也。”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程叔微之言曰:“伊川闻人诵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曰:‘鬼语也。’意颇赏之。然则几道之词,固甚为当时推挹矣。”至于怎样为当时所推挹,可于宋人《直斋书录解题》的话证之:“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怎么在林语堂看来,就成为伊川惊为“恶魔的话”呢。他不但把邵博文中记程颐“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译成“恐怖得惊呼道:‘恶魔的话!恶魔的话!’ ”而且把“意亦赏之”这句结论,因为与他上面的译文矛盾而完全删去不译,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我现在并不要批评林语堂博士的大作,也不想研究他何以要和晏几道与程颐这样过不去。我不过要借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古代的文学作品传到现在,即使是明白无误的资料,也可能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曲解,弄得面目全非或意义完全相反。古人往矣!他们不能从坟墓中爬出来为自己解说或辩护。而在把他们的作品传授给后人或介绍给外国人看时,传授者和介绍者必须自己先弄清楚这些作品中的有关问题,才不至于厚诬古人和欺骗今人。

   以上算是我这讲的“入话”。

   在中国古代的韵文中,“词”这个品种是比较不容易懂的。但在“词”本身的小范围内,晏几道的作品《小山词》可说是最为清畅明白的。可是尚且被人故意曲解为“恶魔的话!”可见要正确理解和传授古代文学之难。而且越是大作家,他周围堆积着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就越多,有关他的问题也就越多:从版本、字句的歧异以至文字本身的不同理解——像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彝器上的铜锈一般,越古则堆积得越厚,而且五彩斑斓,煞是好看。研究者如果要剔去积锈,而看看古器物的本来面目,可能会有人反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旧有的传统,即使是错误的,在形成传统的过程中也已积非成是。今欲去其所积之非,对他们是一种损失,所以往往不能同意。但如果能把历史的真相弄清楚,则对于古代名著的了解毕竟比较有益。

   我在下面要谈到的有关词学的问题,第一个是苏轼。他之所以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主要因为他的才华在宋代文学界是首屈一指的,他获得当时文人真诚的钦佩。其次因为他受过谤诬,多次贬官,流放海外,成为一个受难的英雄,更得人同情。第三,他和唐代的白居易一样,诗名洋溢域外,外国使臣常用重价购求他的作品。直到现在,我们仍可说他是宋代最重要的文豪。

   有关宋词和苏东坡,我想谈下列几下问题:

   一、所谓豪放派的词和苏东坡的关系:

   二、有关某些苏词的“本事”或背景;

   三、有关苏东坡的传说;

   四、关于苏词的评价。

   一 所谓豪放派的词和苏东坡的关系

   近来有些词论家把宋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而以苏轼为后者的领袖。这样评价宋词和苏轼,是否符合历史实情?

   这是一个宋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是在解放以前即有人谈起,而解放以后越谈越起劲,越谈越肯定的问题。由此而推演发挥,则豪放一派变为中国词史上的主流或进步或革新的力量,思想性、艺术性、文学价值最高;而婉约派则是保守力量,消极成分,落后乃至庸俗不堪,不值得赞扬提倡,必须加以批判等等。于是不谈词则已,一谈则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豪放派”既奉苏轼为教主,而据说苏词不守绳墨(“曲中缚不住”)可以随意写去的,因此更受那些想做词而又无此才力者之欢迎,使他变成了不调平仄不押韵的所谓豪放派自由词或“解放牌”词的“保护神”。好像“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似的,只要苏东坡在此,词的一切格律都可以不管了。但按之实际,所谓北宋“豪放派”,根本从不存在。苏东坡这个主将,也有将而无兵。

   去年夏天,我曾和一位唐诗专家谈起此事。我说“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他听了非常惊诧,好久说不出话来,仿佛达尔文以前听人说“没有上帝”那样可怕。我说,即使把苏词中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类作品算作“豪放”词,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4]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后,那位同志想了一番,也只好承认北宋词人中并没有什么“豪放”派。

   至于所谓“豪放词”,举来举去,也只是苏轼的那几首。即使再加上宋初范仲淹的《渔家傲》,甚至再加上苏轼的政敌王安石的《桂枝香》,一共也数不到十首。能够算得上一个派吗?我们就算承认苏轼“大江东去”等篇是“豪放”词,就能把苏轼算作一个豪放的作家吗?有谁统计过苏轼一共流传下来多少词,其中有多少是豪放作品?据我约略估计,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共收词三百四十多首,像“大江东去”一类所谓“豪放”词,至多只有六七首。其余三百三十多首词中,也和当时别的文人的词作差不多,无非是些登山临水、吟风弄月、羁旅苦闷、相思愁恨以及赞美歌女舞伎、应酬朋友官吏之作。在苏轼 的集子中比别人更多的是赠送友人的姬妾之词,大多数是她们要求 他写的赞美之辞,她们珍藏着留作纪念。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贬低 苏词之意。我只是要说明:苏词中“豪放”者其实极少。若因此而指 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说苏词的特点就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苏词的歪曲,对作者也是不公正的。 苏词的价值,远远在几首所谓“豪放”词之上。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 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所谓“豪放词”也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是极少数的偶尔即兴之作,而主张苏词为“豪放派”的代表的批评家们,把他们所举的例子加在一起,不到十首,怎么可以无限夸张这寥寥几首,而睁眼无视其余三百三十多首,这难道是对一个作家的公正评价吗?即使算作赞扬,这种违背事实的赞扬,恐怕受之者也要不安的。有些选家,有些文学史的编写者,选来选去,评来评去,总不外“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这几首。但读者对于在苏轼身上贴“豪放派”签条这种手法,早已感到腻味了。读过苏轼全部作品的人看到这种八股式的签条,也会觉得是受了骗。至于作者本人,他早已加入了“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的队伍之中,也不会再提出不同意见了。

   词中小令,如《浣溪沙》、《菩萨蛮》、《蝶恋花》、《南歌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等调是不适宜于塞人“豪放”气概进去的。而在苏词全部作品中,这些适宜于描写浅斟低唱、绮罗香泽的调子却占了很大的比重。比起那些适宜于填所谓“豪放”词的长调来,要多好几倍。例如用以填《赤壁怀古》(“大江东去”)的《念奴娇》,全集只此一首,填“明月几时有”的《水调歌头》,全集只有四首。其他后人常用以表示“豪放”的《沁园春》、《贺新郎》、《八声甘州》,各只有一首。《满江红》最多,也只五首,而且也不是用以写“豪放”的。

   可是,用以写倚红偎翠、绮罗香泽之态的小令,却大大超过了安 装“豪放”词的长调:《浣溪沙》多至四十六首[5],《减字木兰花》多至二十八首,《菩萨蛮》多至二十二首。其他如《蝶恋花》十五首,《南乡子》十七首,《南歌子》十八首。其他《西江月》、《临江仙》、《江城子》等,每调均在十首以上。这些大都是写所谓“绮罗香泽之态”的令词,在苏轼词中占这么大的比重,其中有许多是赠给歌女舞伎和朋友家中的姬妾的。可见前人所谓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6],全非事实。说这话的胡寅,他自己一首词也没流传下来,却敢于道貌岸然地教训人。可见“外行指导内行”,在咱们国家里,也是古已有之的。幸而除了真正低能者或以常州派掩其无知的别有用心者外,甘心受其指导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些宋词的论者或文学史的编写者却不核对事实,信以为真。宋人评论诗文,好起哄打趣,编造“本事”,不核对事实,不考虑逻辑,给后世作研究工作者造成一些混乱与困难。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具体讨论。

   二 有关某些苏词的“本事”或背景

   关于苏东坡的传说很多,有的在宋代即已被人驳斥。例如他的《贺新凉(郎)》“乳燕飞华屋”一首,上片只是写夏天美人浴后午睡,下片咏石榴花。但《古今词话》却编出一大篇“本事”,为女主角取名秀兰,说她在宴会中迟到被责,某一官吏对他大发脾气,苏东坡代她作此词令唱,以解其怒。胡仔指出词中“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并不像故事中所谓“乐营将催督秀兰”,乃是东坡用古诗中“卷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这两句成语。胡仔说:“东坡此词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耶?”胡仔对苏词的评价也许太高,但他驳斥当时流行的《古今词话》中的“本事”说,却有见解。他说“野哉杨湜之言,真可入《笑林》”。于是他指出这故事的可笑之处有三点。最后说:“词话中可笑者甚众,姑举其尤者。第东坡此词,深为不幸,横遭点污。吾不可无一言雪其耻。”[7]

   又如围绕着苏轼的那首《卜算子》,也有香艳的“本事”到处流传。此词原文如下: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8]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小令在当时就引起不少猜测出来的“本事”。作者明明在题下自注说:“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古今词话》引《女红余志》,却说苏轼在广东惠州时有一段艳遇。

   温氏女超超,年及笄,不肯字人。 闻东坡至,喜曰:“我婿也。”日徘徊窗外,听公吟咏,觉则亟去。东坡知之乃曰:“吾将呼王郎与子为姻。”及东坡渡海归,超超已卒,葬于沙际。公因作《卜算子》词,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

这个故事还有不同版本:“温氏女”作“温都监女”,又有“颇有色”,年龄改为“十六”,“不肯字人”改为“不肯嫁人”。“日徘徊……”改为“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下文又有“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下文又有“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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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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