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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超越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

——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分析①

更新时间:2016-01-27 09:02:04
作者: 贺来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大之处正在于,它改变了上述“未分化”与“同质性”状态,并使“分化”与“异质”成为其重大特质。这种“分化”与“异质”最集中体现在人们不再臣服于某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和同一的价值理念,而是自觉地意识到:人们无法再依仗于某种先验理性来为生活意义提供终极的保证,价值信念上的分歧、差异甚至冲突,乃是不可避免、必须予以承认并尊重的重要价值。对此,罗尔斯作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他指出:现代民主社会具有首要意义的“第一个事实”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18),这里所说的“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在根本上是指:关于“人性”、“至善”、“生活目的”等的理解,在现代社会有着不可还原的“多样性”与“异质性”,这一事实,构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质,除非用强制性的力量来人为地予以取消和抹杀,否则,这一事实就将与现代社会相伴始终。这表明,在分化的、充满异质性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不能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靠某种普遍性的“大写的理想”,要求所有人无条件地认同和接受。美国学者拉莫尔曾作过这样的概括:“现代经验的那种根本要素就是承认,在生活意义的问题上,通情达理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分歧。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关于完备的生活,人类之善和自我实现的性质——这些概念对于古代伦理的以德性为中心的观念是本质性的——问题上,我们讨论得愈多,我们的分歧就越多,甚至我们与自己的分歧也会愈多。”(19)承认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人都享有追求和憧憬理想的平等权利,以此为基础而生成的理想才是真实的、文明的,也才可能真正成为“崇高”的。

   承认每一个人都有平等追求理想的权利,必然相应地承认理想的多样化与异质性。每个人在其具体的生存境遇中,在其特殊的时间和机缘中,有能力形成区别于他人的对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自我理解,并按照这种理解生成和创造自己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理想。如果把“理想”比喻为“梦”的话,那么,由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能力做“梦”,因此,每一个人做的梦必然是不同的,由此一个社会的梦想必然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让不同的人能够做不同的“梦”,有机会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

   破除宏大元叙事所设定的“大写理想”,让理想回归于每一个生命个体,并不否定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它所强调的是:必须清楚地区分个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并对“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各自不同的内涵有自觉的认识。

   真实的理想首先具有“向来我属性”。这里所谓的“向来我属性”,意指每个人的理想“永不可能从存在论上被把捉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中的一员和样本”(20)。让理想回归于每一生命个体,承认每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平等权利,这实质上所呼唤的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它基于对无视个人价值,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普遍性的、“大写的理想”并付出真实牺牲的现象的警觉与拒斥,强调对个人的实践、个人的体验、个人的追求、个人为梦想所付出的劳动与努力等,予以切实的尊重。这一点不能以任何社会整体的名义而被剥夺。元叙事的“大写理想”的根本缺陷即在于,混淆了个人的理想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用“集体”、“社会”、“群体”等“大写的主体”遮蔽了个体生命存在,并用“大写的梦想”取代和抹杀了个人的梦想。事实上,社会公共领域有其独立和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代替个人,为其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理想,而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基本原则,遵循“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为每一个人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社会条件与空间。

   这里所谓的“责任伦理”,是与“信念伦理”相对而言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信念伦理”所关心的是行为动机和意图的纯洁性,它认为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行动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只要意图、动机和信念是崇高的,那么,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因此,“信念伦理”把行动的价值完全置于主观的理想信念上,而对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予考虑。“责任伦理”则强调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个人行动的后果,它充分考虑到采取行动的手段以及由这种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并对这种后果承担完全的责任。对于社会公共领域来说,决不能按照“意图伦理”来行动,倘若它为了达到某种“神圣的目标”和实现某种“终极的理想”,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哪怕因此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那么,所带来的将是巨大的灾难,这一点,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历史已经提供了无数惨痛的事例。社会公共领域所服从的应该是“责任伦理”,它必须考虑其行动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所带来的后果与影响,必须以对每一社会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为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必须以是否能为创造一个公正的、自由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梦想的社会制度环境与生活空间为旨归。

   构成“责任伦理”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社会正义”。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生活前景和发展机遇甚至整个生存命运深受他所处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超出个人的控制范围因而是他所无法选择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是否正义和公正,对于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对于其个人梦想的实现,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康德曾说过:“要是没有以有效法律表现的正义,就根本不会有道德,而人类生活就会失去价值。”(21)罗尔斯在《正义论》开头说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先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先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2)正是怀着这种信念,罗尔斯形成了它关于社会正义原则的系统论证,并因此使得“社会正义”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关键主题。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制度层面的正义,才能保证社会生活的良善秩序,实现社会生活的真正稳定与长治久安。这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获得尊严和幸福的最为基本的保障。

   一方面,使理想回归于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另一方面,社会公共领域在“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价值的规范下为个体追求和实现其梦想创造条件与提供保障;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既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边界与畛域(23),在“群己权界”保持充分自觉的前提下,避免社会整体以“大写的理想”来遮蔽和扭曲个人的真实理想,同时二者又相互支撑,为每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己梦想创造真实的条件。只有这样,真实的精神信念才有可能获得坚实的地基,理想被玩耍、被嘲弄的命运才有可能避免,犬儒主义才有可能被真实而非堂皇却虚假的理想主义所消解。

  

   【注释】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①这里所指的“中国”,主要指笔者所生活的中国大陆地区,而不涉及大陆之外的中国港、澳、台地区。

   ②《荀子·王制》。

   ③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页。

   ④[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见《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

   ⑤参见陶东风:《犬儒:当代中国新国民性批判》,见“爱思想”网站。

   ⑥[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0-151页。

   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这是一种严重的信任危机。季广茂认为:当代中国犬儒主义最为根本的表现是“知”与“行”的分裂,尽管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人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明明不相信某物,但为了某种目的,可以在众人面前表演得信以为真,这就是在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分裂意识”。(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见“爱思想”网站;季广茂:《犬儒主义:当代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见“爱思想”网站)

   ⑧[英]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⑨参见陶东风:《犬儒:当代中国新国民性批判》,见“爱思想”网站。

   ⑩[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11)包亚明编:《后现代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

   (12)正是在此意义上,利奥塔把德国思辨唯心辩证法和以唯理主义为特质的法国启蒙叙事作为这种“元叙事”的两个典型代表。对于现代性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这种内在联系,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如阿多诺、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人均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揭示。

   (13)(14)(15)[英]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9-10、10、19页。

   (16)《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18)[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19)[美]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20)(2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0、39页。

   (22)[美]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3)关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边界问题,请参见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中有更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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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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