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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超越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

——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分析①

更新时间:2016-01-27 09:02:04
作者: 贺来  
以缺乏本真为理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背叛崇高的价值。”⑧“一切都是浮云”,网络和日常语言中流行的这一用语即是犬儒主义这一特征的典型表达,但是,在口口声声“一切都是浮云”的时候,无论是物质利益的获取,还是权力的占有,却从不让步。

   第二,以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姿态和外表,戴着“不相信一切”的假面,竭力掩饰自身对实利的倾心和权力的献媚。就此而言,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者可谓继承了犬儒主义的外在形式,却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原始犬儒主义以愤世嫉俗、讥笑怒骂为表现形式,但内在却充满一种严肃的对超越物质功利的超然态度和一种对权贵的藐视。但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者们却是在“不相信”和“看透一切”的幌子下,戴着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的面具,宣布一切理想和希望的虚假,从而为自身的世故圆滑与市侩功利提供合理性根据,并因此彻底摆脱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内疚感和负罪感。

   第三,“表”与“里”、“形式”与“内容”、“说”与“做”分离。同样一个人,说和做、表与里、形式与内容泾渭分明,表现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犬儒主义并非不知道是非善恶,而是明明知道谎言和真相,但为了明哲保身,对谎言有意装聋作哑而不敢戳穿,甚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明知是谎言,还“一本正经”地加入到谎言游戏中⑨。对此,齐泽克曾通过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道:“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依然坚守面具。”它的经典形态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⑩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今日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公共生活,就不难发现,上述犬儒主义正成为一种真实而强大的力量,甚至演变为一种人们习焉而不察的思想和行动本能。不论是在普通大众、社会的管理阶层中,还是在知识精英等不同阶层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上述犬儒主义的影子。

  

   三、抽象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一对“欢喜冤家”

   让人深思的重大问题是:为什么高调的理想主义会转变为奚落、嘲笑与鄙弃理想的犬儒主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这一重大变化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毫无疑问,犬儒主义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蔓延,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倾向等都是其重要的诱因与推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此进行全面分析,而只是从其中一个角度指出:在高调的理想主义中,其实已经蕴含着犬儒主义的种子,以元叙事的方式来表达与实现理想主义,这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由于其抽象性、独断性与强制性,将导致理想主义的自相悖谬并向其反面转化。

   对于“元叙事”的性质,利奥塔做过十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所谓“元叙事”,就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11),也即可以统率一切话语的总体性话语,这种元叙事具有五个基本特点:(1)元叙事讲述所在群体的英雄或祖先的故事,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具有正面和反面的社会教育的作用,“这些成功和失败不是建立社会体制的合法性(神话功能),就是表现既定体制(传说、童话)所具有的正反整合模式(幸福的英雄和不幸的英雄),因此这些叙事一方面可以规定能力标准——这是叙事被讲述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社会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性能。”(2)元叙事能接受多种语言形式,它能实施多种语言游戏的规则和标准。(3)与叙事相关的语言行为发话者、受话者和被谈论的第三者共同实现,三者结合形成一个内在的机制,它让人看到,“叙事的传统同时也是标准的传统,这种标准的传统界定了三种能力,即说话能力、倾听能力和做事能力,共同体与这些能力本能以及与这些能力所处的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游戏。一组构成社会关系的语用学规则与叙事一起得到传递”。(4)元叙事通过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内容,通过把过去发生的、现在发生的和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罗列在一起,从而实现对“时间”的遗忘。(5)通过叙事的建立以维护社会的合法性,通过讲述社会的统治者、社会的法治、宗教组织等的合法地位的来源,将这些与神圣的东西、历史的源头和未来的希望相关联,通过一再重复,从而建立叙事的权威并保证文化和社会的合法性,由此它“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和自我成形的东西,而且因为叙事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合法化了”。

   “元叙事”所具有的上述性质决定了:首先,“元叙事”总是诉诸大全式的、普遍性、总体性的“终极语汇”来论证现代性的价值合法性。所谓“元叙事”之“元”,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对普遍性、总体性的诉求,无论是启蒙的政治叙事,还是思辨理性的哲学叙事,都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其次,它是通过一种目的论式的途径来实现对现代性价值合法性的论证。它设计了另一个超人的权威,即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理性法则,来保证知识的目的、历史的归宿和人生的皈依,这一理性法则是引导人走向“自由解放”的法则,是带领人通向幸福至善的法则,是塑造历史使之通向完美终点的法则,遵循它即可使人和历史脚踏大地,获得价值上的坚实根据。

   再次,它所贯彻的是一种二分法的基本思维模式,即它把自己的价值论证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进步与落后、人性与非人性、善与恶等一系列二极对立的基础之上,进步与发展、未来与理想的要义在于前者战胜后者,后者不断消退并最终使前者成为最后的主宰。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禀赋“总体性”、“目的论”和“两极对立”特质的元叙事在深层所遵循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12),这决定了它所设定的价值理想必然具有“大写”的独断和专制的性质,它笼罩在“小写”的生命个体之上,对所有的个体生命来说都具有普适的约束力,生命个体必须放弃其私人的“偶性”并服膺于“大写的理想”。它意味着个体的生命活动将遵循现代性元叙事规定好的内容而展开,或者说,个体的存在及其生命历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现代性元叙事所蕴含的内容。现代性元叙事及其所设定的社会历史的价值目的和理想,以及通向这一目的的“现实道路”犹如写就的剧本,安排了“剧中人”的一切活动及其命运,除了扮演好已规定妥当的角色,个人被排除了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可能。同时,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成为由外在规范来予以评判和定义的对象,个体生命的价值将因此而失去其“自成目的性”。按照这种理解方式和思维逻辑,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在其自身而在于现代性元叙事所规定好的价值理想和历史目的,它们是个体生命所应予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和标准,既解释着生命个体体验的价值和道德价值,也规定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道德生活,因而构成了个体生命意义与无意义、善与恶、好与坏等的强制性规范。这就意味着,个体生命的价值源泉来自自身之外的超验源泉,在这一超个人的源泉的规范之下,个体生命本己的、通过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自律性”价值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个体生命失去了“自成目的性”,而成为了超个人的价值理想实现自身的手段。

   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现代性元叙事的方式对价值理想的追求,是以遮蔽个人真实的价值理想为代价的。伯林在《理想的追求》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他指出,种种现代性元叙事的共同之处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首先,像在科学中一样,所有真正的问题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都必然是错误的;其次,必定有一条可靠的途径导向这些真理的发现;再次,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的话,必然彼此融洽、俱成一体,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点是我们先验地知道的”(13),正是因为这种信念,支撑着现代性元叙事对于价值理想和历史目的的信念:“在进化的阶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人类的视域都会改变;历史是一个多幕剧,它在观念领域或现实领域中的力量冲突的推动之下前进……在经过了不可避免的挫折、失败、旧病复发甚至是回归野蛮之后……这一大戏将会圆满收尾”(14)。面对这种个人“不能缺席”、“不容违背”的历史目的和价值理想,个人的价值选择、个人的追求目标等将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被置于一旁,伯林引用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观点,指出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献祭形式已经出现了,活生生的人被摆上了抽象物(比如国家、教会、政党、阶级、进步、历史的力量)的祭坛”(15)。很显然,当现代性元叙事以其历史目的论的方式为社会历史确立普遍性的价值理想时,个人的价值理想却因此招致忽视、挫败和幻灭。海德格尔曾针对欧洲虚无主义说道:“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人们,也许最深刻地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16)而在我们这里,情况则是:“大写”的理想主义以为自己一劳永逸地摆脱了精神的萎靡和价值的虚无,但实际上最深刻地推动了犬儒主义的展开。

   这表明,支配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元叙事实际上是为所有中国人规划和设计了一个总体性的、普遍性的“大写的理想”,服从这一理想成为每一生命个体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扭曲和遗忘了不同个体“向来我属性”的个人理想,使得“理想”成为了外在于每一真实的生命个体的强制规范。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把“理想”当成压迫性的束缚力量并置于一旁时,犬儒主义就乘虚而入,占据曾被抽象和高调的理想主义占据的精神空间。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正是作为对“大写的理想主义”的反讽而产生的,同时,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蔓延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催化,犬儒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一种日益严重的精神病症。

  

   四、作为“元叙事”的理想主义的终结与理想主义的重新定位

   从极端高调的理想主义转变为嘲笑理想的犬儒主义,这其中的教训值得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反省。要真正克服犬儒主义,最重要的途径毫无疑问是重建人们的精神信念。为此,我们既不能像极端高调的理想主义那样,把理想变成一种“大写”的独断和强制的抽象力量,也不能像犬儒主义一样把理想当成冷嘲热讽的对象,而是应终结作为元叙事的理想主义,通过对理想主义的重新定位,为真实理想的生成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创造必要的空间。

   终结作为元叙事的理想主义,就是要把理想主义从总体性、普遍性的“元叙事”转变为个人的超越性信念,这是对理想主义进行重新定位的关键步骤。破除元叙事式的“大写理想”,把理想归还给每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让每一个人独立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并在这种追求中成就和创造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理想”才能摆脱避免成为统治人的抽象力量,并发现其真实的位置。

这首先意味着,对理想的追求与憧憬,并不是“大写的主体”才有的资格和权利,而是每一个人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传统社会之区别于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其“同质性”与“未分化性”,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依靠一种同质性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正如涂尔干指出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机械团结”为特质的社会形态,人们臣服于“集体意识”(其核心是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与信仰)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性。马克思在相似的意义上指出,传统社会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本质特征的,在此阶段,个人“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7),这一整体即是个人之上的“共同体”。与个人相比,“共同体”是真正自因自足的实体,而个人则是依附于这一实体的“偶性”和附属品;“共同体”是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个人只有在这一整体中通过“分享”整体所分配的角色和地位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共同体和共同体的代表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对共同体成员的支配和统治,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种支配和控制。很显然,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服膺的是对所有人都具有无条件的约束力的“大写”的普遍性理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大写理想”的迷恋有其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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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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