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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

——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

更新时间:2016-01-26 16:07:11
作者: 翟学伟  

   【内容提要】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兴起,使得许多中国社会学家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中本来属于关系研究的现象。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同中国人的关系,关注的是否是同一领域,同一种思考方向。本文通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个案研究认为,关系的指向同社会资本的指向有所差别。中国人的关系更多地用来表示庇护、权力运作与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权宜,具有个人层面的特征;而社会资本则关注于信息、信任、合作及资源的投资与回报,具有社会与制度性的特征。如果混淆两者,关系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均会遭到遮蔽。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逐渐引起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及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该理论所研讨的问题并不十分明朗,有关概念所引导的方向以及操作等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论空间,①但由于该理论涉及到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成员在其中摄取或分享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的内容,遂引发了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的关注,进而导致一些国内学者纷纷开始用这类概念来研究中国原有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关系无论在中国传统还是现代社会中,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学界对这一现象也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受到关注。两种研究在时间上的巧合使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开始海内外学者尚能寻求自己的研究架构来研究关系,但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兴起,关系研究逐渐被其覆盖,形成了用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研究关系的局面。显然,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由于两者所讨论的对象及其问题大致相等,或者社会资本的含义包含了关系研究,因此关系也就不只是一种中国现象,完全可以用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至于关系是否是中国现象,我有另文讨论,②在此想通过一项中国中小企业的个案研究来说明社会资本与关系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放在一起讨论不但在理论上会导致一些重要的问题被遮蔽,而且在实践上还会引发关系运作的现代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可以说,从企业的成长来看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差异是一种很好的视角,因为单从社会生活意义出发来看待这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有不少纠缠之处,而研究企业的发展过程则一定离不开其社会资本的运作,但中国中小企业的成长至少在经验上又可能涉及到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不是想探讨究竟有多少企业是通过关系来运作的,有多少是通过社会资本来运作的,更不想说明我的个案是否具有经验研究上的代表性。我这里试图做到的,只想借助个案来分辨与探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关联以及转化的可能。为了便于后面的个案呈现与讨论,我们先要看一下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各自含义。

   一、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

   要想明确社会资本是否是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首先是从社会资本是如何被定义的。其次是一个社会创造社会资本或关系的基础及其条件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社会资本的含义。撒拉格尔丁(I. Serageldin)、达斯古普特(P. Dasgupta)曾小结性地认为:

   关于社会资本最著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最严格的定义是帕特南给出的。帕特难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构成该概念的基础是两个假设:第一是关系网和准则以经验为依据相互联系;第二是他们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影响。在该定义中,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它促进了协会成员相互利益的协调与合作。③

   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同更早一些的布尔迪厄(P. Bourdieu)及科尔曼(J. Coleman)等社会学家的定义有关。布尔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多样的理解。这些关系也许只能存在于实际状况之中,只能存在于帮助维持这些关系的物质的和/或象征交换之中。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就或多或少地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基础上的。④

   布尔迪厄的定义对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初步的认识,关键在于其对体制化与团体会员的强调,尽管他也兼顾到了家族团体,但后来的许多定义基本上不再讨论家庭网络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把家庭同其他团体区分,将很容易混淆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区别。⑤而科尔曼对这一概念的贡献主要在于延续布氏的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看到社会资本是将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⑥进而也导致了波茨(Portes)和林南等在操作层面上认为,它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等。⑦行动者之所以可以得到资源似乎同个人所处的有利地位及其投入有直接联系。其中最为西方学者关注的就是这个地位与信息和信任的关系,比如一个人或机构在信息渠道中的位置差异会导致信息的差异;而声望的有无及高低又会引起其信任度的差异,进而也就制度化地使得个人或公司在其中的投入与获益不同。但无论不同理论对社会资本有多少定义,其含义都是有其社会基础及条件的。这也就是达斯古普特、撒拉格尔丁曾指出的同前两点相联系的第三种含义:它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包括政府、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及公民和政治自由等征收制度关系与结构,由此他们形成了以下的总结:

   有关社会资本的三种观点逐步扩展了概念的内涵。第一种观点包括大多数非正式的和地方的横向组织;第二种观点加入了科层组织;第三种全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上,加入了诸如政府和法律规则等正式国家结构。三种观点具有若干相同特征:

   •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关联,他们均含有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相互影响的观念;

   •都关注于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及这些代理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能够提高经济行动效率的途径;

   •都隐含着合适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个人无法占用这些外部性,代理人倾向于向社会资本不充分投资,从而产生公共支持的职能。

   三种观点都认识到,不仅潜在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这些关系也存在带来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产生的效果依赖于关系的性质(横向的或科层的)、现有的准则和价值及更广泛的法律和政治背景。⑧

   有了这样的总结,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社会资本的积极的一面,而且还有消极的一面。但后者却不等同于搞关系的消极影响,因为这里所指的消极性更多是指群体、组织、社区或社会网络的目标出了问题,从而导致社会资本也可以发展出对抗社会制度的一面,比如团伙组织犯罪网络。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社会资本的含义本身就包含有助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否则就称之为社会资本的衰减或降低。正如乔纳森•特纳(J. H. Turner)所说的:社会资本是“那些在一个社会中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来增强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⑨

   社会资本的定义告诉我们,如果要让社会资本运行起来,或者说,如果要让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社会的组织和制度提供一个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非正式框架,而这个框架是同公民社会的特征相联系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信息不确定、不透明或传递渠道不通;或者社会整体缺乏信任而要求信息得到反复确认,并导致协调行动无法展开;抑或国家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不一致使得集体决策无法做出,那么社会资本就无法运行,或者说这个社会缺少社会资本。

   二、究竟什么是“关系”?

   关系很容易同社会资本混为一谈是因为单从定义上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网络,而处于其中的个人也有机会从中获取和使用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但这种过于简明的定义忽略了一种社会网络构成特点及其运行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即它的团体特征和社会环境。我们从社会资本的讨论中可以反复看到,公民约束、社会准则、制度化(体制化)、团体会员制等概念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见,社会资本的关系特征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关系,⑩是人们为了某种趣味、目标或利益联结而成的。参与者往往热衷团体活动,将其体制化并关心公益的问题,而这样的团体一旦形成,对社会经济有非正式的监督性和服务性。或许正是这两个特点将社会资本更多地引导到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发展中去。

   但关系的含义不具备这样的含义及社会基础和条件。一开始,华人学者在思考“关系”特征时,倾向于把关系运作作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和延伸,因为学者倾向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和人伦等概念都是对关系及其规范的阐述,并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还有不少学者看到关系具有中国的农耕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小农经济的特征:即家庭在生产和消费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进而发展出所谓家族取向和家族主义的概念。(12)可见,学者普遍认为,关系在中国社会如此发达,一方面来自于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发达。(13)

   可是,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儒学教导人们的是重义轻利,家庭也是一个被要求遵循儒学教义的生活单位,否则很容易解体。因此单从这两方面来探究关系,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关系却有工具化和利益化的倾向。所谓拉关系、搞关系、走后门、关系学等,意思都是指一种便利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捷径。难道这些含义都是关系的时髦(现代)用法,不来自中国的传统社会?我想表达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都隐含了关系的持久作用。因此坚持用儒家思想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活动与模式就会显得很牵强,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工具化的特征是来自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引起的,(14)改革开放30年的大量研究证明,即使在社会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关系依然是很盛行的。显然,关系的工具性特征使中国社会学界几乎放弃了关系同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型态的联系,学者一边倒地开始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关系现象。但是一旦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关系,且不说学理上是否合理,它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者无形中在为工具性的关系正名,即搞关系是正当的,是社会正常运行本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还有一种意见是,即使关系运行有不少违背制度或不正当的地方,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西方社会也搞关系,而且也很严重。这种观点一方面说明了从儒家思想来说明关系并非有文化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也把关系看做一种普世现象。但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关系现象是社会资本吗?我想,绝大多数社会资本的研究正好说明了关系就是关系,而没有被纳入西方社会资本的框架中来讨论,或者在有的研究中还会认为,关系妨碍了社会资本的发展,比如低度信任的问题。(15)可见,用儒家思想来介绍中国人所重视的关系或用社会资本来介绍中国人如何搞关系等,都是不符合关系本身的含义的。

尽管我们对关系的研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承认关系的含义及其运作还是受到来自儒家思想与农耕社会的限制。这一基础和条件使得我们虽然关注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不认为关系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实践;虽然中国的乡土及家庭结构的特点也值得深思,但思考的方面也不是简单地认为它将遵循着儒家思想来行动。大体而言,关系含有个人在现有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内借用机会主义的方式来进行互惠活动,而这种互惠的方式不单纯地来自于他所处的网络特征,而更多来自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权力进入关系网络的最重要特点首先来自于其边界的不确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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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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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0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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