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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求利抑或谋生:国际视域下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论争

更新时间:2016-01-26 15:33:00
作者: 李金铮  

   【内容提要】 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际学术难题。从中外学者的成果来看,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中国农民是理性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此相应,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是上升的;第二种,中国农民主要是为了谋生和效用最大化,但也属合理的经济行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下降的趋势;第三种,中国农民行为具有谋生、谋利的双重或多重逻辑,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呈现为发展与不发展的复杂状态。今后应该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民进行个案研究,并突破已有的经济理性和生存伦理概念,提炼出适用性更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关 键 词】经济行为/求利/谋生

  

   一般说来,人的行为都是有动机、有目的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演进的历史,都是无数人集合行为的结果。就社会经济而言,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指出:“必须记住生产和消费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①如果用现代经济的理论来表述,经济行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②我以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分析和解释人的经济意图及其行为。本文所关心的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农民的经济行为及其性质。不过,本文并非是一项实证研究,而是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目的为以后的具体研究奠定“问题意识”的基础,也即无论以哪个时期、哪个区域为研究对象,都要以此为起点进行讨论。还要说明的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际学术课题,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讨论大多是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回顾这一问题的学术史不能脱离国际视野。

   一、中国农民是理性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

   此为以往相关研究所表达的第一种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曾提出人的自利动机和自由市场问题,甚至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抄自司马迁。③不过,最先自觉地从理论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当属亚当•斯密。19世纪70年代末斯密提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会导致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并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刺激是农村转变的主要动力。④

   翻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经济论著,中国学者对农民的经济理性并无理论阐述。在二三十年代,只有个别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稍有提及。尽管如此,也大致显示了理性农民的观点,即农民并不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保守,而是趋于求利的群体。

   曾任平教会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压根儿就不是守旧的,至少不是如我们一般人所想象他们的那样守旧。农民是富于人生基本的常识的。他们若是看清楚了一件与他们真有利益的事,无论多新,他们是能接受的。”⑤吴知研究山东农作物种植以后认为,农民善于比较作物损益,追求经济利益。“植棉收益,常居各种作物之首位,其中又以美棉之收益较中棉为稍优,至其他作物,除大豆外,如小麦高粱黍等,反略有亏损,故农民多改种棉花者。”“年来粮价大贱,农产收入,不敷支出,惟棉花尚能得相当之利益,加以政府之提倡,故当地农民变更计划,纷改种棉花,棉田日益扩张。”⑥张世文对河北定县的调查也发现,农民植棉经历了由观望到行动的过程,显属趋利行为。1900年左右,本地农家种棉花的极少,懂得种棉花的也不多。地亩多的家庭,用半亩或一亩地种棉花,作为一种试验;地亩少的家庭却不敢尝试,担心种不好,耽误了种别的庄稼。后来本地农家对于种棉有了相当的经验,并且收获棉花后能立即得到现款,比种别的庄稼得利更厚,因此农家都相继种棉花。尤其是美棉种植,土壤适宜,获利较厚,因此农家种美棉者亦日渐增加,棉花产量因此大增。⑦

   也有日本学者在抗战结束前后出版过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专著,认为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如戒能孝通在战争结束前写成的《北支农村惯行该说》涉及搭套问题,认为搭套成立的条件是农家双方经济状况的均等而非相互间的亲密程度,搭套是有着同样规模的土地的农家之间的关系。福武直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也涉及搭套,认为村民的农耕协同中,看不到日本村落中所能见到的那种非合理的、非打算的协力关系。同戒能孝通一样,他从搭套习惯中也发现了中国农民社会结合关系中合理的、打算的侧面。⑧

   以上中日学者揭示的现象,虽不是理论阐发,但可称对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理性的先驱性论述。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学者塔克斯、舒尔茨、波普金系统阐述了理性小农的主张。1953年人类学家S.塔克斯出版《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该书运用田野调查资料证明危地马拉的蒙西皮奥和帕那哈切尔等部族的印第安人是有“经济理性”的,他们对价格信息的反应与现代市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心理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尽管其“资本”小得也许只有几便士。⑨1964年经济学家舒尔茨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舒氏认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懒惰、愚昧,不讲效率,或没有理性。相反,农民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做适度运用的人,像其他人一样有理性,对价格和其他市场刺激有灵敏的“正常”反应,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的收益,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把农民看做“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不愿为增加投资而储蓄的“挥霍者”,无效率地使用其所支配之资源的落后与保守分子,都是对农民的诽谤。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小农生产者只是在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才停止投资。一旦现代技术要素能在保证利润的价格水平上得到,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传统农业中农民的反应和现代农业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相类似。⑩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波普金,1979年出版了《理性小农》,成为这一学派最具影响的集大成者。他指出,小农农场最宜于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比拟描述,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是使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主要出于家庭福利的考虑而不是被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观所驱使,做出自认为能够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选择。集体行动的问题虽然对小农的生活至关重要,但传统农村明显不能保证集体行动为了共同利益进行,甚至当村民认识到真实的共同利益之时,由于存在着“搭便车”、偷窃集体资源以及相互怀疑这些问题,传统农村不能创造出有效的生存保障。(11)

   不过,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关系的隔膜,以上理论多年来并未在中国学界产生反响。直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济学者才开始有人响应农民理性说。如罗必良认为,中国农民的选择充满着经济理性,要理解农民的选择意愿,要以农民乐意接受的方式来诱导其行为,扩大农民的选择空间,改善农民的生存质量。(12)胡伯龙也指出,农民的经济行为受经济理性支配,能够选择令其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在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经济理性是不同的。传统小农经济行为以及过渡时期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以理性为导向,但他们受自身条件和外部条件太多的束缚,其经济理性基本上是以被动适应为主要特征的,而现代农民的经济理性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主动性。(13)

   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对此进行研究的也是国外学者。其中,有的学者就持农民经济理性说。如美国学者马若孟对近代河北、山东农家经济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农民的行为是有理性的。他们清楚,做出好的决策,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并积累土地,做出坏的决策则必然越来越穷。他们精于计算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对于周围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以最大的能力运用手头的资源和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农业知识,尽力使其收入最大化。尤其在土地利用方面,农户关于粮食和现金作物之间如何分配土地的决定,取决于市场状况和适合于某种作物组合的耕作条件。(14)日本学者深尾叶子以山东烟草种植为例指出,农民每年都要考虑当年和去年的行市来决定耕种作物和播种面积,每年的播种面积选择与客观计算的收益规模相一致。如果前一年烟叶收购价格太低,农民经营不合算,或跟其他作物的比较下相对不利,第二年的生产就明显下降。这说明,农民在播种什么作物的问题上,是相当精明的。英美烟公司没有强制烟叶栽培的力量,它总要考虑其他作物的行市和农民的反应。农民种植烟草,也的确反映着英美烟的合理办法,更多的农民选择正确而迅速的收购,不选择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收购,因为后者给予农民不可靠的印象。只有英美烟公司能全部收购农民所提供的产品,而其他公司只能买自己所需要的烟叶。这对农民来说,是在选择上十分重要的因素。(15)

   在国外学者关于小农理论、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学者研究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者也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通过实证研究做出回应。

   一是研究华北农村经济的学者。慈鸿飞认为,中国农民是理性的小农,追求高效率和利润。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当时的农民,没有任何人去管理他们,他们完全是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舒尔茨说小农是理性的小农,效率很高,能有效利用资源配置,从事均衡生产,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的经历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16)史建云也指出,无论她在农村时与农民的接触,还是研究近代中国农村时通过史料进行的观察,都可以证明中国农民确实是理性的小农,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会尽一切努力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如果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他们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每一个个体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合在一起时却有可能不符合集体的最大利益。(17)郑起东认为,恰亚诺夫所谓小农经济不能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式农场、小农的家庭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这一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小农经济。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已不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华北的农业经济已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小农经济是能够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用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方法来衡量的。(18)

二是研究南方农村经济的学者。游海华以江西寻乌县为例认为,农民有经营与理财理念,善于进行市场投机(投资),尽可能实现成本的最小化或收益的最大化。部分富裕农民在市场的长期淘炼中,逐渐掌握了市场变化规律,逐利观念越来越强烈。人们在进行市场交易时,比较注意保障交易安全,市场风险意识较强。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生产条件,农民能够灵活地运用土地租佃制度,实现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能够熟练地掌握价值规律,尽可能地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应来看,传统农民与近代商品经济乃至大生产方式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在面对市场求生存的过程中被动或主动地选择和适应。他们并非注定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相反倒很可能成长为市场经济的“搏击者”和现代化的“适应者”。(19)张丽对无锡蚕丝户的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农民种植新的经济作物和从事新的副业生产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但是这种对利润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压力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无锡蚕茧生产单位工作日净收入开始从以前时常高于稻麦种植的状况转变为濒于低于稻麦种植的状况。1929-1949年,面对茧价下跌,农民如果继续像以前那样投入劳动以追求每亩蚕茧的最高产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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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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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长春)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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