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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发:当下中国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的反思与完善

更新时间:2016-01-26 15:27:10
作者: 陈兴发  

   【内容提要】 从政治系统的视角看,政治产品是政治体系的生产力作用的结果,具有迎合性、紧张性、层次性以及公共性。一个政治系统政治产品的供给能力制约人们的政治生活,而政治产品的供给战略则影响政治产品的品种结构和供给水平。反思当下我国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生成的原因,探讨治理的路径和对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关 键 词】政治产品/供给战略/政治系统

  

   任何政治体系都生产政治产品,都有政治产品的供给模式和战略,并提供不同组合的政治产品。不同政治产品的组合决定着生活在该体系中的人们拥有不同的政治思维,享有不同的政治生活。也可以说,政治产品影响和控制人们的政治生活,或者说人民过上什么样的政治生活,由其所在社会所提供的政治产品决定。在当下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以构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制度为目标的快速转型期,人们对经济产品、政治产品和文化产品等有效供给也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就政治产品而言,囿于传统的产品供给模式和战略上的局限,现有的供给水平与人们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政治产品的供给战略,对于优化政治运行过程,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为重要。

   一、政治产品的涵义及其供给战略

   从政治系统的视角看,政治产品是政治体系的生产力作用的结果,可以分为体系产品、过程产品以及政策产品三个层次。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在具体类别上,体系产品包括体系维持,即政治体系过程和内容的规则及预见性,以及体系适应,即政治结构和文化应对国内环境挑战的适应性;过程产品包括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输入、对法律法规以及体系的服从与支持、司法目前的程序正义以及政治过程的效率与效益;政策产品包括增长的福利、分配的公平、人身财产和公共秩序的安全、免于管制和私生活不受干涉的自由[1](P165)。除此之外,对政治产品还有诸多不同的认知。如罗兰•彭诺克把主要的政治产品列举为安全、正义、自由和福利。保罗•西格蒙德则将其理解为低层次的生存和安全,较高层次的平等、自由、仁爱和共同感等[2](P410-413)。

   不论如何理解政治产品,其特征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迎合性。政治产品作为政治体系的输出结果,总要由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群体来消费,抑或说最终的消费者是人。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产品属性必须满足人们的需要,即作为人们需求的应声虫,从而呈现出对人们需求的迎合性。二是紧张性。不同的政治产品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相互处于冲突之中。“一方面的增多可能意味着另一方面的减少。”[2](P410)这种紧张关系承受政治体系的发展程度和能力的深刻影响。此外,政治系统环境威胁和各种经济社会等其他问题也会限制政治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造成不同产品之间出现替代和交换。三是层次性。政治产品需要满足人们各种需求,而人的需求是具有层次性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3](P776)。只有先保证人能够存在的衣、食、住及其他东西的需求,然后才是安全、尊重、自由等其他较高层次的需求。也就是说,各种各样政治产品在人的需求中存在先后顺序,呈现出层次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应该更多地从哲学本体论视角理解这种层次的稳定性。因为对不同的消费者来说这种排列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存在差异,否则就无法解释人类活动中“不自由毋宁死”、“舍生取义”等现象。四是公共性。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政治产品是一种公共产品,甚至是一种纯公共产品。一方面,某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其他个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即在享有上非排他。尽管“不同的消费者从中获得的利益都不一定一一对等”[4](P57)。另一方面,某个人对政治产品的享用,不排斥和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政治产品供给成本的增长,即在取得方式上缺少竞争。

   尽管自觉性程度和表现形式存在差异,所有的政治体系都有供给政治产品的战略,即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决定体系成败的政治产品生产谋略、方案和对策。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力量和战略措施,呈现出全局性、方向性、预见性和谋略性特点。

   战略目标是政治体系行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制定和实施政治产品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同政治体系战略目标的确定,受其性质以及所处历史阶段和环境性因素制约,强调需要和可能相结合,以满足该体系在一定时期内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战略方针是指导政治产品供给行动的纲领和制定战略计划的基本依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政治产品消费对象,采取不同内容,以确定产品供给战略任务、战略重点、战略方向以及战略力量的部署与使用。战略力量是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的基础和支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如军事力量、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精神的如政治系统运行的理论、制度、方式和路径。战略措施是为准备和进行政治产品供给而实行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保障,是战略决策机构根据体系本身以及消费者的需要,根据战略目的和战略方针的需要,所采取的各种全局性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

   不同的政治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会生成不同的政治产品的供给战略模式。不同的模式有不同战略目标、战略方针以及战略力量,并采取不同的战略措施,设计不同的政治产品组合,借以在横向(地域)和纵向(时间)两个维度上谋求相对竞争优势,达成该体系的维持和发展。但是,对采取何种标准对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进行合理分类,不同的政治学者并不相同。如参照国家主权控制程度并以国家为政治系统的单位将其分为主权国家的、部分主权国家的以及殖民地国家的三类;参照政治产品的供给绩效,并以第三世界为例,将其分为民主平民主义型、独裁—技术型、独裁—技术—平等型、独裁—技术—动员型以及新传统型五种[2](P388);参照政治经济发展程度,将其分为工业化国家的、前工业化国家的和发展中国家的三类。并将工业化国家的战略进一步区分为左翼工业化民主国家、右翼民主化国家、左翼工业威权国家、右翼工业威权国家四种类型,将前工业国家的战略进一步区分为新传统政治体系、个人统治、宗教动员型政权、专家治国—压制型、专家治国—分配型、专家治国—动员型等六种类型[1](P165—168);参照政治系统的经济基础和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来划分,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分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四种,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划分尽管对理解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具有一定的学理参考意义,却欠缺分类标准的稳定性,会导致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的无限分类。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种政治体系,就有多少种政治产品供给战略。鉴于此,笔者更倾向于以政治产品提供者与消费者在产品生产供给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为标准,从专制型政权、民主型政权以及动员型政权三个维度对政治产品供给战略进行粗略描述。

   1.专制型政权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人类有史以来的大部分国家都属于此类。如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的中西方国家。尽管这两个时期的国家政权在专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其政治产品的供给战略都以捍卫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统治为目标。实行专制独裁,采用高度中央集权,控制和削弱广大政治产品的消费者在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参与和选择。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同一化,“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5](P624)。凭借奴隶私有制、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大肆生产税收、劳役、兵役等提取性产品,尽力少生产甚至不生产诸如福利、安全、民主、自由、平等等授益性产品。为保障其政权的持久运行,采取愚民政策,大力发展专制理论,维持差等正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愚化人民,神化、美化和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

   2.民主型政权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这一政权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权和社会主义民主型政权。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为例,其政治产品供给的战略目标在于协调和动员全社会的政治力量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相较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政治产品的供给上更多考虑到广大人民的需要,更多地采用和平手法而非暴力手法获取社会各利益主体的需求,设计和输出政治产品。这并不是说暴力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捍卫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在战略措施方面,议会制、普选制、政党制、司法独立等民主制度被用来制约统治阶级的内部争吵,也带来国家政权与社会联系的相对密切,反映人民需求的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安全、自由等政治产品被更多地生产和提供。

   3.动员型政权政治产品供给战略。这是一种介于专制与民主两个色谱之间的国家政权运行模式,包括宗教动员型、政党动员型、个人动员型等不同类别,属于威权政权的一种。与前两者一样,不论何种类型的战略,其目标都是保障既有政治秩序的稳定。只是有的依靠宗教威权,有的依靠政党威权,还有的依靠个人威权,抑或是诸多因素的混合威权,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在战略措施和方法上,由单一的威权力量动员公民参与政治产品供给过程,坚持威权动员意识形态,推行媒体审查制度,反对或回避政治多元主义,压制竞争性的政治参与,限制公民社会。一方面,借鉴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并常常取得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又根据其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干预市场运行,权力寻租严重,带来日益严重的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上述三种战略的分类无法做到涵盖所有政治体系的政治产品供给模式,可能欠缺一定的周延性,也无法给予其优劣的绝对性评价。因为“每一种政治产品都是人们所欲求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同时全部拥有,这是政治产品的难题之一”[1](P168)。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政治产品的过程中,不得不以一种产品交换才能获得另一种,如安全和自由常常难以兼得。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政治体系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其战略只要能够提供满足人们所需要的政治产品都值得被肯定。当然,如何提供这些满足人们需要的方式和方法本身也应该包含在人们对政治产品的需求之中。

   二、当下中国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史,是一部大力生产和提供政治产品的历史,也是一部广大人民不断提高政治产品消费水平的历史。经过建国60余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政治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使得人民政治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消费水平取得空前提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进一步固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规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巩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进一步明晰,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享有进一步实现。特别是在西方势力指责最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随着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公民在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行使上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6](P46-49)。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当下中国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挑战和不足,需要面对和化解。

1.政治产品消费差等化严重。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等广泛的政治权利。任何人都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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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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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实》(南昌)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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