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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发:当下中国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的反思与完善

更新时间:2016-01-26 15:27:10
作者: 陈兴发  
这些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政治自由、政治诉愿权对公民来说只是一种应然权利,一种法律权利。鉴于个体身份的差异,在实然状态中不同的公民享有的情况并不相同,存在严重的差等化。

   其一,城乡居民政治产品消费差等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我国迄今仍然在户籍制度上实行双轨制,即二元户籍制。这固化了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身份,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与消费的差等化。这种双轨制,“具有很强的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的色彩”[7](P8)。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来说,因人口分布等各种因素影响,建国以来的1953、1979、1982、1986、1995、2004年的选举法的制定和修改,都对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依据农村和城市实行差别对待。只是1953年农村每一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1995年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农村与城市的人口数的比例修改为4∶1。直到2010年这一比例才修改为1∶1,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这一政治产品消费时的同票同权。选举法对公民选举权行使的差异性设计和实施,直接导致城乡居民长期的选举权行使的差等化。

   其二,官民政治产品消费差等化。一方面,在政治产品消费过程中,官员与普通公民之间由于身份的差异,对政治产品的消费能力也存在差异。“官员群体由于在不同范围和层级中掌控着对包括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动员力、整合力和配置力,因而整体处于突出的强势地位。”[7](P10)如诸多官员既行使行政权,同时又是人大代表,行使立法和监督权。“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普通民众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与政府官员实现平等对话和平等博弈,更遑论平等合作、共享权力。”[7](P11)这就导致诸如利益表达权等行使,官民之间在消费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部分官员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比较严重。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8](P332)。漠视公民对参政权、监督权等权利的享有,带来政治运行中政治权力和权利消费的差等化。

   2.政治产品供给与需求失衡。任何一个政治体系,理想的政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应该保持平衡。经过持续不断地改革和发展,我国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产品供给机制,所供给的政治产品越来越丰富,供给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不可否认,当下的政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还存在失衡的现象。这些现象,体现在诸多领域。

   一是政治产品供给总量落后于社会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对政治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意见自由、信息自由、媒体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需求越来越大,挑战传统政治体制的供给能力。而政治领域发展的相对迟滞,导致当下政治体系的政治产品供给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如1998年我国就签署了有140多个国家缔约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却至今尚未批准。此种状况恰恰反映出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签署该公约反映出党和政府体认到人民对享有该公约所规定各种权利的渴望,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签署后迟迟没有批准实施,则反映出对现行政治体系是否具备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和能力尚存疑虑,不愿意也不能够操之过急。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当下政治产品供给量与需求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在任何政治体系都存在,区别只是程度不同。二是政治产品结构失衡。如前所述,政治体系供给的产品包括收入、保健、教育、安全、平等以及政治自由等诸多种类。某个政治系统输出何种组合的产品取决于多种因素,受其战略目标、方针以及生产路径影响。这种不同领域的产品供给,相同领域的不同种类的产品供给,反映出政治产品提供者的偏好。政治体系“常常要牺牲某个领域里或某个层次上的产品,以换取另一领域里或另一层次上的产品”[2](P25)。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容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当下政治体系输出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秩序安全和福利性产品。在自由与秩序方面更倾向于生产后者,在效率与公正方面更倾向于生产前者,导致产品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大众消费者的口味。“有些产品在有些人看来比其他的更为宝贵,而另一些产品在另一些人看来也更为宝贵,而最为人们所渴望的产品形式也因文化而异,但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都是人们所共同追求的。”[2](P25)也可以说,当下政治系统输出的政治产品总体结构不平衡,安全和福利性产品丰富,自由和公正性产品则相对欠缺。

   3.政治产品品质有待提高。对消费者来说,不同类别的公共产品好坏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就政治产品来说,一个好产品应该有良好的性价比,即质量优良,消费价格便宜,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自身的优势,使用舒适、便捷、实在。现实中,广大公民在享有众多较好的政治产品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是产品使用不方便。政治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使用应该是一个整体,而实然状态下的选举权、教育平等权等行使便利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就选举权而言,缺少完善的异地投票、流动投票制度设计和运行,导致偏远山区、流动人口以及身体病残的选民不方便行使或无法行使,或因消费选举权等政治产品时费用过高,而放弃权利的行使。就义务教育权消费来说,也因校区分布不合理,后勤保障不健全,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负担重,从而不便享有或放弃享有该权利。因而不仅要考虑到政治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也要考虑到消费者的使用便利,一个好的政治产品应该是一个消费便利的产品。

   二是产品功能象征化。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也是产品价值的重要体现。产品功能象征化,是指该产品的功能无法如其说明书所标榜的那样有效,异化为某种安慰剂。就政治产品而言,这种象征化主要表现为公民消费某类产品,无法达成在利益实现过程中的功能,难以发生实际作用,仅类似于预防婴儿哭闹的安抚奶嘴。如一些徒有其表、形式化的利益表达类产品,无法使消费者的利益在实现过程的链条上获得继续推动,甚至在利益综合阶段就戛然而止,更遑论进入到决策、执行环节。这种现象会导致消费者怀疑自己利益表达行为的效能,消解对政治系统的信心,容易滋生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

   三是产品形式虚拟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民许多政治参与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这种参与是一种虚拟世界里的行为,很多现实生活中无法享有的权利在网络上得以实现,即产品形式虚拟化,如言论自由网络化。这种泡沫化的权利行使有时也会产生良好的结果,而且可能并不会产生危害。但是,由于缺少监管和法律规范,无法将这类产品有效纳入现实政治系统,从而难以透过体制内合法渠道发挥相应的作用。并常常伴随谎言与诽谤,无法被任何政治体系容纳,注定将被削弱和控制,甚至瞬间湮灭。

   虽然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比较复杂,但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考虑,以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传统政治体系供给能力不足。我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各类经济领域改革突飞猛进,成绩斐然。相较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则相对缓慢,乃至滞后于社会的总体发展。传统政治发展战略较好维护了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产品生产战略与供给能力面临挑战,在新形势下表现出滞后性。与经济发展战略相比,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目标缺乏明确性和计划性,供给主体的偏好转换跟不上消费者需求,战略力量发生新变化,对传统政治系统动员性供给路径依赖严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在产品供给过程中民主互动有待加强,导致总体供给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环境性因素制约,移植的政治产品变异。政治产品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内生物,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由于悠长的专制传统影响,维持政治秩序、税收等历来是我国政治系统的强项产品,甚至能让一个王朝统治数百年。但是,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政治自由、政治诉愿等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的供给来说,其供给能力因各种环境性因素制约则相对较弱,甚至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也可以说,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法治精神和制度缺失,政治文化落后的政治系统,缺少高水平政治产品供给的土壤和营养,即使从另一政治系统移植某种产品,也难以成活,或难以达到理想的品质。在这些众多的环境因素中,经济因素最具根本性。因而,对政治产品供给出现的问题,“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3](P741)。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系统供给政治产品的水平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性因素相适应。倘若脱离我国政治产品供给的环境状况去盲目移植域外的政治产品,盲目苛求产品的供给水平,是背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现。

   三、完善中国特色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的路径与对策

   如何完善当下中国特色政治产品供给战略是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的关注多从所供给政治产品的个别产品或环节入手,鲜见从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层面来分析和寻求对策,削弱了问题化解的深度和系统性。目前,完善中国特色政治产品供给战略,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1.解放政治生产力,发展政治生产力。学界普遍认为,政治生产力概念是德国经济学者李斯特最早提出。“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要为个人生产力的发挥提供社会、政治和法律等保障,为个人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进行适当干预,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9](P1)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和鲍威尔从政治学视角使用了这一概念,认为政治生产力是政治系统生产政治产品的能力。国内有的学者则认为:“政治生产力是指政治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政治体系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对包括政治体系在内的各个社会系统及其要素进行作用并取得政治性产品的能力。政治行为主体、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及其要素就是政治生产力的‘三要素’。”[9](P2)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政治产品供给能力,是一个政治系统构建政治产品战略的基础,决定一个政治系统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因而,化解当下政治产品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提高供给水平,呼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大力解放政治生产力,发展政治生产力。

   2.转变供给观念,实现战略自觉。政治产品供给主体的偏好直接影响产品的组合,也直接制约消费者所能享有产品的种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政治产品需求的差异化越来越凸显。这种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与传统体制所供给的产品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消费群体需求之间的差异。迎合这种差异,需要政治产品供给主体转变偏好,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变化来生产和提供产品,以获取人们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加强供给战略的顶层设计,将确立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保障有力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列入国家发展规划,获得类似于方法细密、稳妥有序的经济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战略那样的推动力,实现战略自觉,以避免长期陷入摸着石头过河的境地。

3.创新供给方式,健全供给模式。不同的政治系统拥有各自的政治产品供给方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供给模式。创新我国政治产品供给方式,健全供给模式,是完善政治产品供给战略的重要路径。有利于灵敏反映政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提高政治产品的品质,改善政治产品的结构。一方面,要把人民民主参与与政党动员相结合,加强政治产品设计、生产、供给环节的民主化,更多倾听民意诉求;另一方面,强化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和影响,推动权力与权利有效互动。既让国家权力成为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又让公民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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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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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实》(南昌)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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