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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邵占鹏: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①

更新时间:2016-01-24 10:04:50
作者: 郑杭生 (进入专栏)   邵占鹏  
更要适应国家的无限责任以及社会力量的矛盾心态(对国家责任的高度期望与对国家角色的长期不满并存)。

   在主体人格的特质上,中西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而西方是公民政治的逻辑,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包含着阶级斗争的意味在里面。(29)我们强调社会治理,但治理的主体是人,对象也是人,中西在个体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影响到国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中国人是复杂的,传统文化、人民政治以及社会转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共同塑造了矛盾的中国人,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人有的时候是不强调“权利—义务”对等的,有的时候是不强调合作、协商与共赢的。虽然,很多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地方政府事务能够增强当局责任心与工作透明度,反过来有益于地方善治与持续发展,(30)但该结论放置中国是否还成立则是个疑问。治理理论要想实现本土化,就需要修正其“公民”概念,理解好“中国人”和“人民”的概念内涵。

   话语体系的冲突也是治理理论本土化面临的一个难题。国外治理理论所运用的大体上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而中国的治理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仅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其中“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群众路线”、“系统治理”、“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均是治理的具体举措,但用国外的治理理论解释这些举措总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源于国家性质、人民(区别于公民)性质、唯物史观、阶级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为国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增加了难度。

   (三)实现治理理论本土化的方式与方法

   虽然国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面临着结构障碍、国家责任、主体人格、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难题,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实现本土化的路径和方法。针对本土化遭遇的一些难题,概念上的本土化、研究方式和风格的本土化以及研究焦点的本土化三个方面势在必行。

   在概念的本土化方面,“治理体制改革”这一说法就有助于丰富西方引进来的“治理”、“社会治理”、“善治”概念。“治理体制改革”这种提法,因为其突出“体制”,因此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国家责任以及中国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因为其突出“改革”,所以更符合中国治理模式的动态演变过程,促使人们思考改革的主体、内容、方向、挑战等系列问题;用这一概念来思考中国的治理现代化,能够将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都纳入进来,避免人为概念对整体事件的无情分割。

   在研究方式和风格的本土化方面,我们要加强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在治理研究中这是我们较之于西方很大的优势。据笔者了解,周飞舟教授最近在带领学生们研读“官箴书”。“官箴书”里不单有古代官员的从政经验与教训,更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历代地方的政治与治理之道。研读“官箴书”可谓是接了历史中国的“地气”,我们需要更多的像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治理研究方式方法上存在的挑战(如网络分析在区域治理研究上存在的局限性(31)),思考如何避免现有研究方法的局限,找到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法。此外,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加强对“群众路线”、“系统治理”、“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治理机制的研究,吸收国外治理理论的合理成分,发现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优势、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在比较的视野中可以进一步增进本土认识、实现本土应用。这样做有助于实现研究风格上的本土化,便于将具有中国风格的治理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从而创造出本土特色的治理理论。

   实现治理理论本土化的方法还在于找准理论交融的焦点,实现研究焦点的本土化。国外治理理论强调社会力量的主导,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绅权”、“乡党”有相近之处,与中国现代体制中的“基层群众自治”有共通之处,也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一致的地方,比较传统的、国外的、现代的、未来的四个方面的异同,就是找准了理论交融的焦点,在焦点中推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才更加务实。

   四、理论国际化:基本思路、现实抓手与解决重点

   在学术交流的对等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32)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与社会学学科的本土化有相同之处,但差异也很大,因为我们既有本土治理的丰富经验,也有传统治理的丰富史料。所以,治理理论的国际化不能单纯依靠国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本土治理理论的精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宝贵财富真正闪光,实现治理理论的国际化。

   (一)基本思路:结合治理理论本土化、彰显新型本土治理的优势

   理论国际化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手段,相比于外在条件的激励与刺激,练好内功更重要。如何才能练好治理理论国际化的内功呢?那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看家本事练好,在借鉴国外治理理论可取之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我国的本土治理理论,从而彰显新型本土治理的优势,让我们的治理理论拥有学术竞争力,不单可以有效解决本国的治理问题,还能够有力地解决国外治理理论所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基本思路简言之就是:结合治理理论本土化,彰显新型本土治理的优势。

   治理理论国际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完善本土治理理论,完善的方法是吸收国外治理的可取经验,在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基础上增强理论间的碰撞与对话;第二个层次就是要把我们之前没有充分挖掘的本土治理优势挖掘出来,把国外治理理论中所欠缺的成分找到,最终把我们的治理理论发扬光大。

   “治理理论本土化”已经排除了理论对话的关键障碍,能够让我国的本土治理理论尽可能地吸收国外治理理论中的可取经验,例如避免国家责任的无限放大、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充分调动等。这种情况下,我国本土治理理论的完善就更具可操作性了,一些更加关键性的问题也就进入了研究视野,如:在市场和社会力量无力承担全面深化改革重任的情况下,国家力量必须保持较高的专断权,但又如何实现长远的简政放权目标呢?我国长期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传统如何在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如何在赋予“公民权”的同时,避免“公民”与“人民”概念逻辑上的冲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防止地方意志的治理打着国家治理的幌子?回答好了这些问题,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衔接才算做好了。

   在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基础上,我国本土治理理论在完善之后所形成的新型治理理论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考察标准:一是必须保留了本土治理的精髓(如治理结果对人民负责、国家与人民利益一致、攻坚问题解决上的有效性等);二是克服了本土治理的困境(如国家责任的缺少底线、参与主体的矛盾人格、国家治理的无限放大等);三是形成了新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达到这三个标准,我国本土治理理论也就实现了进一步完善。

   在治理理论的国际化中,我们需要发挥好新型本土治理的优势,将眼界放开,多去关注其他国家在治理与治理研究上面临的问题,如合作共治中如何有效推进改革、比化解“管理危机”更高的目标定位、弱化阶级意识的资本主义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发展中国家“善治”的能力开发、(33)比新自由主义更好的解释概念等等。思考我国新型本土治理理论对国外治理问题的借鉴意义,在服务于本国的同时,也能为其他国家的治理提供新思路,这样我国治理理论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的理论也实现了从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过渡。

   (二)现实抓手:地方经验在问题提出、理论提升与学术争鸣中的意义

   治理理论的国际化需要现实抓手,我们的研究需要立足现实,提出真正的研究问题,做出关键性的理论提升,进行可比较的(或者说是有争论价值的)学术争鸣。当然,这一系列过程应该在上述基本思路的指导下进行,避免陷入理论国际化的误区(如为了对话而对话、理论对话中的迎合思维、政治理想的过度涉入、先入为主的事实反推等)。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便于提出真问题和学术争鸣的现实抓手,有了这个现实抓手,治理理论国际化的基本思路才能得以实践。

   笔者曾在多种场合阐述过中国经验的三个层次,即中央经验、地方经验和基层经验。三个层次的经验对研究中国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学界在治理领域中更多地关注中央经验,对地方经验和基层经验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很多地方经验的研究虽与治理相关,却没有从治理的视角切入分析,也没有跟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背景结合起来。中央经验对地方和基层确实具有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地方积极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创新性经验在地方和基层涌现。例如,杭州市临安的“美丽乡村”建设,当地在如何实现“村美”、“家富”、“社兴”、“人和”方面有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经验;再如,珠海市在教育资源均等化以及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达成了质的飞跃。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地方经验和基层经验会有更加丰富的展现,其中经验也好问题也罢,作为社会学者,挖掘、阐述、提升这些经验是应尽的义务。

   地方经验(包括基层经验)就是治理理论国际化的现实抓手,较之于中央经验,地方经验在问题提出、理论提升以及学术争鸣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问题提出上,基于中央经验的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原则、政治体制,而且容易停留于概念和理念层面,缺少必要的实证分析;相反,地方经验更加具体、更加务实(区别于理念),研究好了也更加扎实。抓住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的地方经验,不但找到了决策与效果之间的桥梁,而且便于找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症结性问题与实际运作机制,便于提出具有“世界眼光、本土特质”的研究问题。

   理论提升与学术争鸣是连在一起的。只有深入理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挑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够进行合理的理论提升,而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在地方经验中寻找,也只有立足于地方经验才能够避免“空谈理论”导致的理论过度提升。另一方面,相比于中央经验,地方经验更具现实的可比性,地方经验中的结构、机制、逻辑、认同等更便于国际间的比较,地方经验中缺少政治体制、政治原则等问题的探讨,与国外相关研究更具对话潜质,因此,基于地方经验的研究更可能实现真正的国际间的学术争鸣。例如,有研究表明英国的地方政府在新自由化(neoliberalisation)进程中扮演着模糊和矛盾的角色,它们不是简单的新自由主义的代理者或抵抗者。(34)这样的研究就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很多可以对话的地方,在对话过程中政治原则的问题很少会被触及,但事实上中央与地方关系、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则转化为了地方政府的实际行动和策略,原则性的东西能够通过博弈的最终结果揭示出来。

   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了中央经验对治理理论国际化的意义,而是说相比于中央经验,地方经验这个现实抓手更具操作性,在问题提出、理论提升与学术争鸣中更加好把握一些。重要的是,地方经验能够将中央经验中的政治原则、政治体制、话语体系等概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因此地方经验的比较和对话不但不排斥中央经验的精神实质,反而让中央经验与国外治理理论的对话更具操作性。

   (三)解决重点:治理理论国际化中力在解决的问题

   结合国内治理研究的学术现状,治理理论国际化中力在解决的重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理论自觉”、“顶天立地”与“求真务实”。“理论自觉”着力解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开展治理研究;“顶天立地”着力解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治理研究;“求真务实”着力解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境来对待治理研究。

“理论自觉”是提升学术话语权、推进治理理论国际化的前提。“治理”的表述让我们从基于政策制定的统治艺术向基于问题解决的统治艺术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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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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