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旭东 朱天谱:反思发展主义:基于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6-01-19 10:42:18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朱天谱  

   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虽然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方面增长较快,但从其投入总额上看,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旧十分明显。我国在城乡之间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明显呈现出一种倒挂的形态,我国城市与农村人口比重为3∶7,而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比却为8∶2,其中,1998年全国农村卫生费用在当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为24.9%,作为投资主渠道的政府当年共投入587.2亿元,但其中用于农村的卫生资金支出为92.5亿元,仅占其15.9%[9]。

   在社会保障制度及保障水平方面,新农村政策全面推广开来之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试点并得以全面落实,标志着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就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保障水平、融资方式,以及保障制度运行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等方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的不平衡。

   3.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合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的体制性隔离使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举步维艰,王春光等学者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10]。城市流动人口“半城市化”格局的存在主要体现在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三个层面。首先,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只能享受不完整的市民权。没有稳定的居住和就业条件;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缺失;子女无法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权利;只能享有极为有限的政治参与权。其次,在流入地生活水平偏低。无稳定的居住条件;家庭生活缺失;生活成本较高而消费内容却相对单一。此外,流动人口群体自我封闭程度较高,其日常交往圈局限于本群体内部;在流入地社会组织参与水平低;社会歧视现象频繁发生且流动人口自身自我归类倾向颇为严重[11]。“半城市化”格局的存在意味着城市流动人口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群体,他们生活在主流城市文化的边缘,城市虽然是他们常年栖居之所,但却始终是一种只能营谋生计的“他乡”,城市不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将自己在异地暂时安置,而“故乡”虽有归属性,但却始终只能是在年终暂归的居所。城市的无归属性本身也是一种城乡二元结构体现于个体层面上的异化,这不仅仅是一种体现在社会整体层次上的发展问题,更可能意味着流动人口个体生活意义上的迷失。

   三、发掘传统价值:构建城乡一体化机制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日渐凸显,因此国家上层权力机构将城乡一体化建设确立为发展政策调整的目标⑥。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实现结合,以城带乡,以乡补城,互为资源,互相服务,以达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近年来,为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弊端,国家通过新农村建设试图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但其发展主义核心思路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新农村建设在运行逻辑上仍旧停留在由“旧”乡村向“新”乡村转变,而“新”的标准仍旧是向现代文明的同化,即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工程所依循的仍然是从乡村社会内部滋生出现代文明的发展主义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城乡一体化的核心理念与发展主义逻辑存在根本差异,城乡一体化的理念基础是承认“城”与“乡”作为两个差异性实体存在的合理性,并尊重传统乡土文明存在的价值。

   城乡一体化体制的构建不是要消弭城乡之间的差别,使城乡同一化,而是在承认城乡文化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结构再调整,在制度上统筹城乡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不同罢了[12],城乡一体化在理论层次上被确立为城市化文明的最高阶段,是一种从城乡互动而不是城市文化同化的层次上定义的概念,其理念的基础是存续一种文化的多样性。这与既有的发展主义思路不同,发展的概念本身是一种文化同化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在自我反思性的前提下对西方所建构的“他者”观念的内化,发展的逻辑将城市和乡村摆在了一个进化的线条两端,无形之中在我们自身社会内部找到了一个与东方学所臆构的“东方—西方”近乎同构的“乡村—城市”的对立结构,“乡村”与“东方”一样成了一个需要加以改造的落后文明的象征,而所谓的“城市”与“现代”则似乎成为一种“不负有依附西方责任的西方”[13](10)。从本质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理念在现代的延伸[14],通过树立西方近代史即整个人类必然趋势[15](190-191)的信念,发展主义赋予了文化改造以合法性意义。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包括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工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标榜西方的发展主义理念为基础,而忘记从整体性的城乡关系的层次上理解乡村的“问题”,忘记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自身的角度理解城乡之间的关系和乡村本身的价值。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在道德上不平等地对待城市和乡村的逻辑并不存在,而且“传统”本身因其被确立为“立国之本”而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失意文人往往愿意归隐田园以逃避尘世的喧嚣,“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尽管属于文野之别的‘野’的范畴,却被树立为国家的根本,其余则为末端”[16]。因此乡村在当权者的视野中也是被崇尚的,而“成为问题”的中国农村则肇始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殖民经济所导致的乡村凋敝,在动荡而破败的时局之下,一批立志救民族危亡于旦夕之间的知识分子深入乡间,展开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16]。这种预设乡村作为一种“问题”看待的理念深受诟病,却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各种乡村问题研究及乡村建设事业都往往囿于晏阳初式的诊治“愚、穷、弱、私”的“治病”逻辑,乡村不免沦为落后文化的象征和被改造的对象。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为前提的概念,并不是要在现代化的序列上对城市和乡村进行道德排序,而是更多地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视为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区分。因此,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在道德意向上的优越性可能比发展主义理念更加切合城乡一体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已经习惯发展主义思路的中国而言,城乡一体化建设更多地需要重新审视传统乡村文明的价值所在,意识到乡村文明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正当性及可能性。

   首先,在同一个文化空间中,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并置保持了差异性的文化特征并且为置身于文化空间之中的个人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城市文明虽然使人们获得了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但乡村文明也有其存续的价值,“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虽然在物质上是贫穷的而且缺乏教育,却过着与自然和谐的朴素而满足的生活。他们被强烈的感情纽带与一个集中和凝聚的共同存在联系在一起”[17](105)。乡村生活以其与自然的交融而更合乎人性[18](782),从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径路来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并不绝对,脱离城市的喧嚣而寻求乡土社会中的自然与质朴是后工业文明降临的一种表现,乡土文明恰为匆忙的城市生活开了一道口子,提供了一个返璞归真的文化港湾。

   其次,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运作体系。在“皇权不下县”的帝国时代,乡村以其自身的运作逻辑而保持了社会体系运作的有序化,而乡村的“问题化”则产生于近代殖民经济体系在中国的建立[19]。在传统帝国的经济结构中,乡土工业占有很高的份额,家庭手工业生产在传统中国农民的家庭经济结构中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农民通过剩余农产品及乡土工业制成品在市镇中的贸易盈利,因此即使帝国时代政府对于乡村征收高额的赋税和徭役,乡村仍然能够在与城市的互动中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近代殖民经济体系在中国的建立改变了这一原本脆弱的城乡关系结构,外洋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品市场及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建立使市民的消费由乡村转向都市,乡土工业失去了存在的市场空间而一度萎缩,小农的家庭经济失去了副业生产的补充,而只能由回报率较低的单一农业生产来维持。正是在这种农民生计无以为继的境遇下,帝国政府的赋税和徭役摊派却由于战争和赔偿的需要而持续增长,这使得乡村经济和农民生计无可避免地走向破败。从这种历史的维度来看,乡村社会的凋敝更多地产生于一种经济上的困境,而非乡村文化自身的运作逻辑存在非合理性。现今乡村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根植于激进的社会现代化再造运动扰乱了乡土社会原有的运行机制,而现代性的社会运作机制并未完全建立⑦,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之下,乡土逻辑在乡村社会仍然是一种基础性社会运行机制,因此,根植于传统乡土文化的内生社会制度更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有序化的乡村社会秩序。

   总之,城乡一体化建立在承认“城”与“乡”文化差异的合理性,以及其在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平等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以城乡二元结构的建构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发展主义思路则以城市文化同化为其理念基础,因此,在发展已经成为习惯性政策路径的社会现实之下,传统乡土文明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尊重。

   四、余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径路

   政策上的转型需要以理念的转型为基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与发展主义的思路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前者以“城”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以及二者在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性为前提,而后者的核心理念则是一种文化的同化。因此,国家主体的政策导向由城乡二元结构建构向城乡一体化建构的转型需要建立在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乡村文明价值的再审视的理念反思之上。中国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一定要抓住城乡结构的中国特点,现今,转变的一个核心就是城市的拉动力远远大于乡村的吸引力,所以城市像个抽水机一样吸取营养,农村因此才会出现空心村及土地荒芜的景象。今天,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同时,还是需要重提乡村建设,但不是改造农民,而是辅助农民。乡村文化存续的前提是物质资源在乡村的集聚,使乡村在与城市的经济互动中占据可资与城市交换的经济资源,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一体化机制的建构最重要的是把更多政策、经济资源引向乡村经济自生能力的再造,将因经济驱动力而流向城市的农民留在乡村社区。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经济层面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概念,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改造,而是为乡村的经济造血功能创造资源和制度性条件。在中国现今城乡结构现实之下,这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应该着力反思的核心问题。

   注释:

   ①这里的发展主义指的是一种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作为国家进步标志的思潮[6],从发展主义的理论谱系来看,这是一种以现代化为其理论核心的传统发展主义理论,本文中均将其简称为发展主义。

   ②“迟发展”指代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其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因此这些后进的国家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完全不同的“独特的历史规定性”与“独特的现代必要条件”。

   ③赶超型现代化是指第三世界国家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追赶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不得不将西方国家在数百年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到数十年,这种时间上的压缩更有可能增加现代化过程中的计划性,使现代化变成一种激进的国家行为,并因此而带来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发展病”。

   ④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国民经济长期保持持续增长,又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

⑤指数中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项是反映人口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442.html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银川)2015年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