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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

更新时间:2016-01-14 20:37:10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保卫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使其免于市场与国家的侵蚀。他的演讲引发了美国社会学界的震动,此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公共社会学遂成为热点研究领域。

   布洛维把社会学分为四类,即专业社会学学(professionalsociology)、政策社会学(policysociology)、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和公共社会学(PublicSociology)。他认为,四种社会学的提法回答了任何社会学家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两个元问题,即“社会学是为了谁”和“社会学是为了什么”?为说明这一问题,他还制作了一个表格:

  

   麦可·布洛维解释说,表中的第一列专业社会学和批评社会学,他们的听众都是学术界内的;第二列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听众是学术界以外的。

   他说,按照“知识是为了什么?”这个标准,可把社会学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以研究给出的“谜题”为目标,属于工具性知识。也就是说,目的是已经给出的,然后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对于政策社会学来说,就是客户提出问题,社会学家提出解决方案。客户可能是非政府组织、政治家、工会或事先界定了目标和资源以获取社会学家为之进行服务的任何实体。总的来说,工具性知识的意思就是,由其他人来提出问题,我们去找解决的方法。

   第二类的知识是反思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类型是指目的和目标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讨论、辩论得出的。对于批判社会学来说,就是要讨论价值观,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27]麦可·布洛维强调批判社会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常常对专业社会学进行批评;专业社会学是一种科学,成果反映在论文的发表。批判社会学家认为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批判社会学则通过挖掘职业社会学的价值基础,把它们提出来接受检查、讨论和辩论,批判社会学不仅为职业社会学重新定向,而且支持、激励了公共社会学。[28]对于公共社会学来说,就是要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进行对话。

   麦可·布洛维强调,四种社会学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其中专业社会学是一切社会学的基础,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首先需要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公共社会学依靠专业社会学提供知识、支持其面对公众所需的自主性,仰仗批判社会学的价值灌输,使其能平稳前行。显然,布洛维提倡公共社会学并不是要贬抑专业社会学的地位。

   笔者认为,麦可·布洛维划分四种社会学取向,确实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想法,这样的划分,可以让社会学家更加清楚地思考自己学术定位问题。

   布洛维认为,在美国,专业社会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足够强大,现在则到了让社会学走出学院,重新回到公众之中的时候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公共社会学在当代的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社会学呢?布洛维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把公共社会学分为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机公共社会学两个部分。[29]他解释说,传统公共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家把自己的观点刊登在一些媒体上,比如报刊,引起公众的讨论。就像现在美国的社会学家比较关注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恐怖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这些方面,社会学家可以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达给大众。不过,布洛维发现,传统公共社会学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因为他们往往对社会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所以他们在面对由财团所控制的媒体时,就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财团往往有自身的利益考量。换言之,在这样社会情境中,社会学家在和公众的交流中,肯定会遭遇媒体阻碍的问题。布洛维还认为,传统公共社会学虽然给公共问题带去了社会学的视角,用米尔斯(C.WrightMills1959)不朽的话说,它们把私人困境转变成公共问题。但他们面对的公众是广大的、单薄的、被动的、主流的。他们的存在是无定形的。[30]米尔斯大概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公共社会学家,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与公众对话,激发公共辩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米尔斯写作了一系列时事小册子,《听着,美国佬!》为发生在美国家门口的古巴革命辩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则直指美国的军事工业共同体最终将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31]他的这些著作被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32]

  

   与此不同的是,有机公共社会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于媒体的依赖。因为这些社会学家们会直接与工会、社团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直接联系和交流。因此他们的公众是厚重的,而不是单薄的;是本地化的,而不是广义的;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是反对派的,而不是主流的。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耶维欧卡(MichelWieviorka)为弄清楚理解运动与暴力使用的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投入恐怖主义研究,于1988年出版了《社会与恐怖主义》一书,该书对恐怖主义组织成员进行访查,呈现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光谱,分析了恐怖份子的信仰以及他们企图通过恐怖行动达成的目标,为原本抽象的恐怖主义研究带來具体、鲜活材料而又不失理论高度。同样,在中国,在富士康事件中,一批年轻的社会学者进入工厂,与工人直接交流,一方面收集相关的研究素材,一方面将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成绩。

  

   三、现在是时候提出公共传播学了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RobertCraig)对传播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传播学科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体系所统辖。由此,他提出,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把握两个方向。1)研究者应该寻找不同的传播理论与观点流派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通过比较差异或相似性,进一步阐明其理论流派之间的碰撞与交汇之处,在进行比较差异与相似处的基础上,达成学术上的共识。2)要取得共识,需要对学者们头脑中的“理论”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理论不是对某个研究过程进行的阐述,而是一些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33]

   罗伯特·克里格无非重述了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那时,现有的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但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虽然相当重要,但仍然没有走出学科仅仅在关心自身的迷障。让我们直接面对布洛维提出的两个问题来分析一下问题的核心所在。

   一是传播学为了谁?虽然,有学者将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被SSCI和A&HC收录的9951篇文献按学科分类统计和分析,发现法学、统计学、新闻传播学等文献量非常少,国际学术影响非常微弱。[34]但透视中国传播学知识的生产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学科建设的“国际化”的进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效应。现在的中国高校,尤其是强调追求世界一流的985高校,研究的目标似乎在是国际刊物(就传播学生产场而言,就是由美国主导的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所谓的“国际”往往指的是北美和欧洲。“这股形式化的职业主义迫使学者用外国的范式来研究本国的问题,使他们负责的对象变成了外国学者,而不是本国和本土的读者”[35]。

   另外,传播学研究似乎有一种麦当劳化的倾向:以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生产合格的、标准化文化产品。作品在典型的文本格式,包括文献分析、理论假设、案例分析、验证假设、研究结论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而此类文化产品的品质检测也无非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业标准。就像全世界相同的麦当劳汉堡的口味,传播领域的TOP期刊的标准化文章也在引导着全世界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正如瑞泽尔所言,麦当劳化的产生背景是官僚制、科学管理和流水作业线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涌现,其主要特征是方法的标准化和产品的同质化。[36]在传播学领域,美国的学术趣味,一直左右着中国传播学场的趣味。

   由此可见,传播学家们并不是针对自己国内的受众对象,提供有意义的知识产品,而不过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文化生产流水线上提供他们并不确切知道的对象和用途的配件而已。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曾感叹说,专家文化和一般公众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因为“文化领域通过专门处理和反思所获得的东西,确实没有自动地为日常实践直接拥有。”近听一下,业界长期对传播学专家脱离实践日重一日的批判声,我们可以发现场域的积疾有多严重,而更遑论一般公众对传播学知识的理解与接收了。

   二是传播学为了什么?欧洲有相对独特的公共传播体制,传播一向是研究者、媒介实务工作者和整体市民的公共问题,传播学研究与教育一直有重视批判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传统,近年来人文哲学的学术传统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象征互动论、社会语言学、当代文化研究等,也在传播的土壤中茁壮。[37]但在美国主导的传播学知识生产领域,欧洲的声音是有限的。除了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的一些思想曾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外,中国的传播学家们并没有真正领悟到传播学是为了什么。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强调科学的超然态度,不带有前提或预设,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过涂尔干晚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则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失范现象。他断言,宗教缺失下的话语空白应该由社会学填补,而社会学家则相应地承担原本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显然,涂尔干所指的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事物的解释者和客观的分析者,他们往往是社会的参与者。这意味着,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学术价值之中立,而在于是否能够直面现实生活,解答社会问题,揭示社会隐藏的矛盾,需要有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诚如吕塞兰所言:“当我遇到某些现代思想家所谓客观的神话时,不禁感到生气。对他们而言,只有一个世界,对人人都一样的世界。其他的一切世界都应该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错觉(illusions)。为什么不干脆称之为幻觉(hallucinations)呢?我付出代价之后,才知道他们的观点大错而特错了。”[38]正是基于相似的理念,米尔斯批判当年美国社会学被实用主义左右,“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坏男孩、放荡女人、移民工人和尚未美国化了的移民。相反,它们幻想,实际也在与社会上层相联系,尤其是与开明的商业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大人物相联系。”[39]“学者自身的叛逆性渐趋削弱,而在行政上却更加实用。”[40]所以布洛维更是明确指出,“专业化一直试图以科学的外衣为掩护,压抑道德的冲动,就像它迫使我们进入到各种轻视道德义务的职业。然而,尽管道德冲动可能被压制,被边缘化,也可能被束之高阁,被冷落一旁,但是它从未消失”。[41]

借助布洛维的分析框架,我们也可以将传播学划分为四个类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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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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