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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更新时间:2016-01-13 11:10:02
作者: 陈曙光  

   【内容提要】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从民主的发生来看,民主不是商品,不能拿来贩卖;从民主的内容来看,“程序民主”固然重要,“实质民主”更为根本;从民主的形式来看,民主不限于普选,协商也是民主;从民主的价值来看,民主既有目的价值,也有工具价值;从民主的标准来看,民主没有通行的国际标准,各有各的模式;从民主的发展来看,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从民主的效果来看,本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万能钥匙;从民主的目标来看,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依然在路上。

   【关 键 词】西式民主/中国式民主/科学民主观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究竟何谓民主、民主意欲何为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天,面对“民主灌输论”“民主速成论”“程序民主至上论”“民主目的论”“选票至上论”“民主一元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论调的纷纷来袭,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①。

   一、民主的发生:民主不是商品,不能拿来贩卖

   民主不会横空出世,民主制度不是“飞来峰”,任何民主都只能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只能从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衍生出来,只能与本民族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的民主观,“黑格尔认为民主因素只有作为形式上的因素才能灌输到国家机体中去……其实恰巧相反,民主因素应当成为在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②。也即是说,民主因素无法通过外部灌输,必须依靠各个国家的内生演化才能发生发展。习近平也说:“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③每个民族的民主都一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一定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民主不是商品,不能随意拿来贩卖,更不能靠进口来弥补。“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④,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低质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首先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中国和西方文化精神各具特色,性质迥异,没有理由采取相同的民主模式。文化基因对民主的影响远比想象的要大,而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说,文化所隐含的远比它所展现出来的要多,更奇怪的是,它在本国人民面前隐藏得尤其有效。这也正是很多国人不顾一切要求抄袭西方民主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民主精神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西方推进民主的进程也是极其艰难和曲折的,西式民主直至今天依然在途中。中国的文化血脉中民本精神凸显,民本精神本身包含着民主的价值,这与西方对民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既要发展民主,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实际,简单移植西方的民主。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列宁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会影响经济,也会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⑤。古希腊产生了很好的民主理念,但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没有流行起来,更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民主实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古往今来,任何超越历史阶段的输入型民主,其结果都是民主的异化。比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和美国宪法的奠基者们对民主制度并不看好,为了与“民主制”相区别,他们把自己的制度称之为“共和制”。“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曾在制宪会议上公开指出:“民主制是最坏的政府形式。”⑥可见,同是为了发展民主,若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形式也必然不同。

   “民主输出”是西方国家的“崇高使命”和“伟大目标”,是西方主宰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它们大概并不知道,民主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它过往的全部历史⑦。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并非具有普世性。20世纪以来,西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这种外部强加的民主往往“水土不服”,那些急欲贴上“西式民主”标签的国家大都跌入了“民主陷阱”,因为“民主所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要高昂得多”⑧。

   二、民主的内容:“程序民主”固然重要,“实质民主”更为根本

   民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看待民主,既要看到民主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透过形式的外壳把握民主的实质。“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是对民主的异化”⑨,是西方话语的陷阱。“程序正当”固然重要,但“结果正义”更为根本。“一旦程序正义被当作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结果非正义。”⑩

   任何民主都离不开恰当的实现形式,离开了必要的程序设计,谈不上民主。但是,同样的民主形式在这里可能酿成美酒,在那里可能是一剂毒药。任何民主形式的设计,必须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立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为这个国家的成功实践所检验,否则就难以避免水土不服的结局。“程序正确高于一切”的“游戏民主”在现实中是玩不转的。

   有的民主,程序是完美的,形式是真实的,但内容和实质是虚假的。资本主义民主大致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虚假性”在于,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1)。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的程序设计非常华丽,可谓一俊遮百丑。但是,形式上的民主不等于事实上的民主,“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12)。西式民主由于“资本逻辑”这一先天的基因缺陷,打扮再美丽的民主也仍然无法掩饰其内容上的空乏。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排斥群众的)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13)。西式民主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亦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产生了断裂。缺乏价值理性的维度,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

   有的民主,内容是真实的,形式是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大致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质性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也必须通过好的形式来实现,必须有好的程序设计。社会主义民主从形式上来说具有典型的“发展性”“阶段性”特征。今天,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实现形式,但还处于初级阶段,民主的实现形式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不能拘泥于形式。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既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归根结底,民众的支持度是政权合法性之所在。过去10来年,西方许多独立的民调机构发现,中国中央政府的民众支持率远高于号称民主社会的西方政府。美国皮尤中心(PEW)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2013年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14)

   三、民主的形式:民主不等于选举,协商也是民主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却大都沉迷于“选举”这一初始环节,“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进一步简化为投票,而对于决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监督是否民主却并不感兴趣。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就认为,“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15)。且不论这里的“民主选举”是否是打折扣的民主,更不提如此厚此薄彼是否是别有用心,单论如果过分强调选举,就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

   在西方,普选权蜕化为统治集团窃取国家政权的工具,异化为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玩一次(16)。正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所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7)西式民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家,选举之后的事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8)。选举民主的周期性休眠正是西式民主的病根之一。

   其实,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之上的,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多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选举”是民主,“协商”也是民主。习近平说,“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19)。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代替、否定另一种形式,好的民主常常是多种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选票至上论”者将“选举”视为民主的唯一标志,将“普选”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将“选票”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将“有没有普选”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门槛,这是片面的。马丁•雅克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西方,民主(普选)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已经几乎成为一条公理。但这是错误的。”(20)须知,“选举”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西式民主坚持选票至上,迷信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21),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承认“选举”,但反对“选票至上”。“选票”只是民主的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民主的指挥棒。“选票”的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获取选票的能力与治国理政的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选票”一旦上升为特殊的“以太”,可以左右政党的政纲,可以决定治国理政的思路,政党围着选票转,政客为了选票邀宠于选民,民粹主义将变得不可避免,最终受伤的就是整个国家和人民。

   四、民主的价值:民主既有目的价值,也有工具价值

   “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22),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过去强调民主只是手段,其实是片面的。

说民主是目的,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也号称是为了民主,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争得民主”(23);是因为民主构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指针,人的发展本身就包含人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因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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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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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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