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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2—2013)

更新时间:2016-01-12 14:16:14
作者: 《中外法学》编辑部  
中国行政法学科正在积蓄力量,酝酿进一步的突破。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性不足的问题正在进一步凸显,并引起学者的积极回应。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本身是在缺乏本土体系的前提下渐进探索的结果,甚至对国外理论的引进也长期呈现出碎片式的特征,尽管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传统大陆法为骨架,兼容英美法因素的一个混合体,但其内部还有许多关系未能理顺。中国传统行政法学体系本身就存在先天的整体性不足的弊病,随后又受到新的行政转型潮流的进一步冲击,一些新兴的规制领域,甚至在西方也未能形成成熟的体系化论述。

   在2012—2013年间,一些学者从比较行政法研究出发,呼吁以域外的体系化建构经验为参照,增强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这一呼吁值得引起重视。当然,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完善,必然是以本土的实证法体系为基础而展开的,可以借鉴域外体系化建构的路径和方法,但无法照搬其具体答案。探索一种“本土化的体系化”路径,需要我们“放眼世界”,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展开这一项工作。

   第二,在具体的行政法研究方法论上,2012—2013年间也产生了一些颇具发展潜力的探索。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接受“行政过程论”的主张,将行政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把握,强调在追求单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升行政活动整体性的质量与效果。在此基础之上,“法政策学”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一进路关注法与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强调以法律思维为基础,在不断批判和反思政策思维的基础上实现法学与公共政策学的有机整合。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行政过程中考察法律解释与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探究在新行政法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提出法律解释方法问题。这事实上意味着,站在“管理者”角度审视行政法,仍然无法回避对行政过程的司法监控的问题,然而“监控者”与“管理者”如何才能实现“视域融合”呢?

   行政法学界的“体系焦虑”,最终将落实到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上去——如果要编撰一本新的行政法学教科书,采用何种框架体系,才能较为妥善地整合学界出现的诸种不同方法论主张?就2012—2013年的期刊论文来看,关于教科书编撰体例的讨论,尚未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但从行政法学界目前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可以预测,相关讨论很快就会升温,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

   第三,中国行政法研究一直以来保持着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密切关注,在2012—2013年间,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前景,更是引发了探讨和反思行政诉讼制度的热潮,大多数活跃的行政法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甚至政府信息公开所引起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行政诉讼的牵引:因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整体中已经占据了显著的比例。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愈益清晰的意识,即行政法学体系的整体性建构,离不开以司法审查眼光审视行政过程的自觉。在日常研究中模拟法官眼光的学者,当然要关注和参与司法审查制度的改革,以将这种审查的注视调整到比较舒适的位置。

   正是基于这种方法论的自觉,许多学者已经在大力推进行政法案例研究,试图在司法判决与理论研究之间形成紧密而有效的互动。在判例中呈现的是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而基于这种实际运行状态所发展出来的法教义学和解释学,或许更具有实践的品性,那些在司法审查中被证明是冗余的概念和分类,也就可能下沉到水底,留下的是更能解决问题的内容。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或许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建设,并推动行政法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建设。

   第四,就整个行政法领域的立法状况而言,全局性立法已成体系,但在部门行政法内仍然有不少立法的空白,已有的立法也往往存在管理主义色彩太重的弊病,许多领域对于偏重于立法论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知识需求;长期以来,中国的部门行政法研究偏弱,论域比较集中,覆盖面不广,对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很难作出回应。近年来,部门行政法研究通过与“新行政法”理论范式相结合,深入到一些重要的规制领域,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从总体而言,仍存在论域覆盖面不够宽,对行政规制实践介入不够有力的问题。部门行政法不应被简单视为行政法总论的具体适用,而是蕴藏着测试行政法总论学理的有效性,促进中国行政法理论本土化的潜能,传统行政法总论体系中行政组织法研究的薄弱,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予以补强。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部门行政法会是新理论、新方法的重要试验田。但要拓阔论域、加强对现实的回应性,无疑需要研究者建立起更为全面的知识结构。此外,从前述“体系焦虑”出发,行政法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体系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呼唤着富有建设性的重述。

   注释:

   [1]参见《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2]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法学家》2013年第5期。

   [3]赵宏:“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

   [4]沈岿在一篇探讨行政法方法论的未刊稿中区分了基于“监控者”眼光的行政法学和基于“管理者”眼光的行政法学。前者尤以奥托•迈耶确立的体系为典型,站在司法“监控者”的眼光,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确保行政结果合乎法律。而后者则站在行政管理者的角度,尽管也关注行政的“合法律性”,但更关注行政的“合目的性”,重视连续的行政过程。参见沈岿:“监控者与管理者能合二为一吗?——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迷思”,未刊稿。下文对“监控者”和“管理者”两个术语的使用,如无特别注明,皆与沈岿的使用方式保持一致。

   [5]江利红:“论行政法实施过程的全面动态考察”,《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

   [6]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法学》2012年第3期。

   [7]鲁鹏宇:“法政策学初探——以行政法为参照系”,《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

   [8]高秦伟:“行政过程中的政策形成——一种方法论上的追问”,《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9]高秦伟:“在法律解释与政策形成之间——行政法解释方法论研究”,《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八辑,页27—52。

   [10]黄学贤、郑哲:“管窥风险预防下的行政法原则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1]沈岿:“风险预防原则与食品添加剂准入裁量——以面粉增白剂去留之争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2]应松年的《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一文对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进行了探讨,是其中少有的从宏观角度探讨行政组法的文章,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13]王贵松:“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14]王林芳:“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范围”,《公法研究》2013年第1期;李文海:“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上位法’限制”,《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

   [15]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6]据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程琥庭长披露,自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后,北京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纠纷案例占整个行政诉讼的比重不断增加,2012年时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所占比重为十分之一,而2013年时已经猛增到占比六分之一。万静:“‘查询不到’成信息公开纠纷主因”,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4—03/27/content_5402245.htm?node=5954,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0月18日。

   [17]章剑生:“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8]王敬波:“阳光下的阴影:美国信息公开例外条款的司法实践”,《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

   [19]杨登峰:“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法学家》2013年第3期。

   [20]朱芒:“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如何信息公开”,《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21]王军:“美国私主体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司法判定”,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页100。

   [22]湛中乐:“大学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与反思”,《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3]程琥:“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

   [24]杨永纯、高一飞:“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25]李建新:“两岸四地的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法学》2013年第7期。

   [26]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27]王贵松,见前注〔13〕。

   [28]如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9]青锋、张水海:“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作被告问题的反思”,《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杨伟东:“复议前置抑或自由选择——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处理”,《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30]姜明安:“扩大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头戏”,《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方世荣:“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其改进”,《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于立深、刘东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权利义务:实际影响条款研究”,《当代法学》2013年第6期。

   [31]梁凤云:“论行政合同诉讼的基本构造”,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7。

   [32]刘飞:“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功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李广宇、王振宇:“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

   [33]郑春燕:“‘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34]郭百顺:“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兼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控”,《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黄娟:“论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基于90个工商行政管理案例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5]于安:“公益行政诉讼及其在我国的构建”,《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黄学贤、邹宇:“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建构”,《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沈寿文:“环境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原告资格之反思——基于宪法原理的分析”,《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胡卫列:“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杨凯:“行政私益诉讼中的公益诉求之法理探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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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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